无因果关系来分析。按照《刑法》理论，行为人只能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如果某一犯罪事实与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就不可能让行为人对这一犯罪事实承担刑事责任。例如，对起诉书指控姚文元犯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律师就是根据《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辩护的。律师指出：姚文元1976年5月7日在北京对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姚文元讲这句话时正是得意忘形之时，没有料到他们后来的覆灭，因此他的这个讲话，与后来的上海武装叛乱活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而提出对姚文元的这一指控不能成立。
2。 从被告人主观上有无犯罪故意来分析。我国《刑法》要求，行为构成犯罪，不仅要具备犯罪的客观要件，而且还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反革命罪是故意犯罪并且是目的犯罪，行为构成反革命罪，不仅要有反革命活动的事实，而且主观上要有反革命的故意和目的，否则就不可能构成反革命罪。例如，对起诉书指控李作鹏有向黄永胜密报毛泽东主席南巡谈话，林彪得到黄永胜密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主席的罪行，律师是根据《刑法》中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辩护的。律师指出：“经庭审调查，没有证据证明，他告诉黄永胜上述谈话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林彪‘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主席’。”李作鹏没有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犯罪故意，因而他不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
3。 从被告人在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和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来分析。我国《刑法》规定了共同犯罪，并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别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的刑事责任。此外还特别规定了首要分子。根据上述规定，在处理共同犯罪案件时，必须确定行为人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和参与犯罪的程度，来确定他的刑事责任。犯罪集团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上述原则自然也对参与犯罪集团的犯罪人适用。例如，对起诉书指控江腾蛟犯有积极参与谋害毛泽东主席的犯罪活动，律师是按照《刑法》中共同犯罪的规定和理论辩护的。律师辩护说，被告人江腾蛟积极参与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活动，“不过他的这一严重罪行的确是在林彪指挥下进行的，是在林立果的直接指使下进行的，他是这一反革命活动的忠实执行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与首犯林彪，与主犯林立果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请法庭在量刑时对江腾蛟的具体犯罪情节予以考虑。”
4。 从被告人认罪悔罪、交待罪行、揭发同伙的情况来分析。1979年的《刑法》第57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行为人犯罪后，认罪悔罪、交待罪行、揭发同伙在司法实践中都被认为是量刑的酌定从轻情节；对具有这些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例如，对起诉书指控吴法宪的罪行，律师还着重从犯罪后的酌定从轻情节辩护。律师指出，吴法宪不仅看了起诉书后一再表示“完全知罪、认罪、服法”；而且在预审时就如实交待了犯罪事实，揭发了同案其他多数主犯的罪行，经查证基本属实。因而提请特别法庭在量刑时考虑他的上述酌定从轻情节，依法从轻判处。
辩护工作的体会（4）
据美联社北京1980年12月6日电，哈佛大学中国法律问题专家杰罗姆·艾伦·科恩教授对辩护律师评论说：“迄今为止，辩护律师一直是胆怯和软弱无力的，没有对这次国家起诉的案件提出异议，他们的作用看来仅限于为坦白认罪的被告人要求宽大处理。”①事实上我们的律师以自己的辩护实际超出了美国科恩教授事先设想的“作用”。辩护律师不只是“仅限于为坦白认罪的被告人要求宽大处理”，而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起诉书控告被告人的7条罪行提出了异议，并且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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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工作的意义（1）
（一）成为我国律师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辩护律师出庭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律师制度而言，可以说它成为我国律师事业发展的里程碑。这可从以下几点说明：
1。 宣告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我国的律师制度始建于1954年，至1956年有了初步发展。可是到了1957年，由于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大批忠实执业的律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少数幸免于难的律师，在“左倾”思想泛滥的氛围里，也改做其他工作，已经建立起来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