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虚哉”。 读“相砍书”长大的后代君臣，没有不知道钩弋故事的，谥为“文”的咸丰帝也不例外。所以咸丰问身后之计于肃顺，说不日将效汉武故事，“卿谓何如？”肃顺给的建议就是应该照办。但是，咸丰毕竟不是“圣贤”，不忍在生前动手，而是病笃时写了封遗诏给皇后慈安，说慈禧若有不法，即可诛之 。后来，慈禧在自己身上割了块肥肉，煲了一锅高汤，给慈安进补，慈安一时激动，就把这道遗诏烧了 。清文宗（即咸丰）不是汉武帝的好学生，将来重修《清史》的衮衮诸公，在此段记载后务必仿照“太史公曰”的格式，加以批语，揭示妇人之仁足以绝后（同治就没有儿子）、亡国的教训。  
“肃党”和后党
但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午后，咸丰病重昏厥，吩咐内臣留岗加班，不得散去。晚间苏醒过来，于子初三刻召集慈安、慈禧二后，宗室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人，交代后事：立载淳为皇太子；载垣等八人辅佐幼主，赞襄政务。怕日后口说无凭，各位请皇帝手写诏书为据，咸丰谕以病重不能执笔，故遗诏有“承写”字样 。载垣等八人也就是俗称的“顾命八大臣”。按道理，恭王是咸丰同父异母之弟，少时感情又特别投契，顾命之事自当由恭王领衔承担；然如前所述，咸丰、恭王之间嫌猜已深，所以不太亲近的叔伯兄弟载垣、端华和肃顺反而得以“顾命”。恭王也曾为此努力过，当咸丰三、四月间病重，就说要来热河问安，咸丰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一口回绝。而慈安、慈禧不得参与顾命，则是遵从后妃、宫监不得与闻国事的祖训。所以，顾命八大臣成为钦派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同治长大成人 ，八大臣仍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但是，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 如果真有一个为了维护先帝咸丰授予的辅政权力不被侵犯而组织起来的紧密型政治集团，以肃顺为领袖 ，其馀七位顾命大臣为附翼，某些留京官员为外援，并控制了一部分驻守京畿的军队，那么可以称之为“肃党”。但是，考察当时事实，我们发现，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民国三年春末，肃顺的幕客王辏г酥赜伪本��俅卫吹轿羧沼窝缰�胤ㄔ此拢�兔派�茏颖簿傩辛艘淮巍傲舸貉纭薄 Ｖ谌恕案型�澜瘢�橙挥凶鳌保��骰愣�杉��赏蹶＇运写序。序首，他提到了“肃党”：“其时（伯牛案指咸丰九、十年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 ；在同、光两朝，慈禧秉政的年代，“清流”专指“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为“浊流”。而王序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而称之曰“清流”，“权臣”肃顺则“兼善”之，隐然已将肃顺视为当时“政府”。因为，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们用“肃党”一词，污蔑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政党”深表不屑。 反之，以慈安、慈禧和恭王组成的“锄奸团”，却实实在在符合前述的组党条件，称为“后党”，名正言顺。二后的野心在于垂帘听政，恭王的野心在于重返政坛，这是他们深相结纳、组成阴谋集团的政治基础。二后在热河，手头的资源只有“幼帝”；恭王在北京，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并可调动与之相关的文武大臣。内外合力，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整合资源，妥协利益，夺取权力的政治战略。他们的群众基础，则是不满于肃顺“铁腕”的官员和旗民。 周祖培，前任户部汉尚书。某日，和满尚书肃顺同署办公，肃顺在审核其画诺公文时，佯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告知为周中堂之诺。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相当于今日领导批示“同意”二字）一并加上“红勒帛”。周中堂“默然忍受，弗敢校也”，后来找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去了 。同事如此，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