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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　； 恭王于咸丰三年入军机处，所以是现任军机们的“前辈”。他到热河行宫，亮出名片（“递牌”）就可以吊唁（“谒梓宫”）、面圣，并非如薛福成所记，历经磨难方能入见。最真切的见闻，则是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了，“后党”某章京的记述是这样的： “恭邸今日大早到，适赶上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自十七以后，八位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自有主宰”　； “殷奠”，大祭。“宫灯”，指肃顺，繁体“肅”字，形状颇似宫灯。信中说得很明白，恭王先去吊唁，然后太后召见。杜翰、肃顺羞辱恭王，必无此事，否则不会说“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恭王主动申请与端、肃等人入内，倒是事实（“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但是太后“不许”，而不是端、肃自动放弃。而且见面谈了两个小时（“一时许”），甚为从容。 “肃党”某章京的记载也差不多： “六兄来，颇觉隆重，单起请见，谈之许久，同辈亦极尊敬之”　；恭王排行第六，故信中称“六兄”。 以薛福成为代表的笔记作者们因为各种原因，不顾事实，捏造恭王面见太后情状，并制造一种双方斗智斗勇的戏剧气氛（甚至有笔记称后、王见面被严密监视，不敢多言，乃通过太监安德海在御赐食物时传递小纸条，才得以联络　），无非是要说明“宫灯辈”气焰嚣张，目无尊上，其心不可问，其罪不胜诛，并以此作为旁证，为“后党”锄奸诛恶乃至垂帘听政的行为，提供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借口　。诋毁政敌，无所不至，乃是我国“史笔”的一个特色，读者诸君碰到此种笔法，一定多留个心眼，不要稀里糊涂就被哄骗过去。 恭王在热河呆了六天，“连日面圣”以外，与诸“后党”也有接触（包括醇王奕譞及某些军机章京），无疑就回京后的大小事情交换了看法，决定了做法。谋划极为详尽周到，连外交关系也讨论到了：“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　。 政变需要主持大局的谋主，也需要震慑敌人的武将。恭王揣着会议纪要回了北京，一周后（九月十四日晚），胜保装着“决心书”来到了热河　。不过，他来之前，后、肃二党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了。起因在批驳董云醇的明发谕旨里面有“是诚何心”一语： “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招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由“御史”说到“亲王”再说到“是诚何心”，言外之意，便骂到了恭、醇等王，所以奕譞大怒，威胁端、肃等人说：“俟进城讲话”；口不择言，盛怒之下泄露了机密。惇亲王奕誴在旁，立即“喝止之”　。后人都说醇王是个草包，看他“进城讲话”这句，就知此言不虚。当日他们俱在热河，虽然大计已定，但只要没回北京，就无时无刻不有杀身之祸。心狠手辣的政客，没有他这句话，也能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们的阴谋，有了这句话，一定毫不迟疑的“杀无赦”。全盘计划被他这句话打乱，并非不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就是奕譞这种草包。草包不打自招，以肃顺疾如鹰隼、猛如雷霆的办事风格，他怎么毫无所动，继续一步步走进“后党”的圈套呢？ 肃顺对“进城讲话”的反应，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进城后，三人被捉，关在宗人府，他“瞋目斥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据此可知，或在此时，或在否决垂帘提议时，或更早，肃顺就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动了杀心，只是以端华、载垣为代表的大多数“肃党”反对，才没能利用掌控热河局面的有利条件，在进京前果断行事，粉碎“后党”的阴谋。他们的选择很多：例如，既然驳斥垂帘的明发谕旨已经下达各部、省，那么趁机纠出一两个口出异议的“亲王”，如醇、恭即可，罗织一些皇亲“干政”、违反祖制的罪名，就可取到杀一儆百，威慑在京“后党”的效果；或者，直接用“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明发谕旨中语）的理由，软禁二后，彻底接管中枢权力，亦未尝不可。成王败寇，反复无常：洞烛机先，先发制人，则是诛吕后、扶汉室的刘章；失机昧时，则是谥为叛逆的徐敬业。区别只在于做不做，而不在于该不该做，所谓“尽人事，安天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