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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如此，陆军的人事关系也相当复杂。按理说，李鸿章派系的军人同在一个锅里吃饭，本该有较强的友爱，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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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海陆初战（8）
若在平时，即使有些问题，也不至于浮出表面，随时就解决了。首脑人物驻在各自的防地，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战事发生了，部队都集中到平壤，试想那些各霸一方的军官们整天频频接触，不发生问题才怪呢。
清政府派到平壤的兵力是二十九营：卫汝贵所率盛军十三营，左宝贵所率奉军六营，丰伸阿所率奉天盛军六营，马玉昆所率毅军四营。一营定员为五百名，总共一万四千余人。
清军进驻朝鲜时，朝鲜民众曾夹道欢迎。时值盛夏，人们争相送茶，认为是“王师至”。
这不能说明清军在朝鲜民众心里有多么高的威望，而是说明了日军在朝鲜被何等地憎恨。并非因为是清军才欢迎，他们欢迎的是能驱逐日军的军队。这是自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以来长期遗留的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
被如此真诚地期待过的“王师”，竟辜负了朝鲜民众。这是一批素质极差的军队，他们掠夺民财，役使壮丁，欺凌妇女。清廷文献记载：“朝民大失所望。”
其中最甚者是卫汝贵的盛军十三营。
淮军的部队多用带兵的将领名字来称呼。李鸿章的直系周盛波的军队叫盛军，其弟周盛传所统率的另一支军队叫传军；人们有时也称这两军为盛军。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周盛波、周盛传两兄弟已经去世，接替他们的是卫汝贵。他不是盛军系统的人，而是来自刘铭传的铭军。
以将领的名字来称呼部队，在曾国藩的湘军里不曾有过，可见李鸿章的淮军比湘军更具有私人兵团的性质。
卫汝贵颇成问题。事后查明，他曾侵吞军费，用作自己经营的当铺的本金。这种人的部下素质极差是不足为奇的。将领侵吞军费，部下仿效他，自然要掠夺。头领贪污，士兵的饷银就会迟发或克扣，待遇不好，军队胡作非为是难免的。
本质不好的二十九营军队进入平壤以后，叶志超的败军六营又加入其中。这些残兵败将，一路上掠夺抢劫，无恶不作，简直像一团瘟疫，现在又传染给驻在平壤的清军，使之更加腐败。
四军之将——卫汝贵、左宝贵、丰伸阿、马玉昆之后，又来了牙山败将叶志超和聂士成。另外还有江自康、夏青云等一营之长，他们也都自以为是将领。这样一群人，怎么可能不发生人事纠纷？！
只有在一起喝酒谈笑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融洽。“置酒高会”——这是当时清廷文献中记录的那些将军们的情况。
大敌当前，竟然靠酒宴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和睦，清军已腐败到何等地步！
将领不和，李鸿章也非常担心。
太平天国战争时创建淮军，现在四十年已经过去了。张树声、周盛波弟兄等将领先后死去，现在李鸿章使用的已不是子侄辈，而是孙子辈了。他再也不能像淮军全盛时代那样，随心所欲地调动将军们，因为他们不是同他寝食与共的子侄辈，而是有着隔阂的孙子辈，在控制上就不能那么严厉。
刘铭传倒是能控制这些山大王们，可是，这位老前辈卧病在床，不可能出马去朝鲜。
倘若不自上压制，而是从横的方向来疏通，使各将领之间关系和谐，那只有李鸿章的幕僚、现任直隶布政使的周馥能做到。他缺少平壤将领们所具有的丰富的野战经验，因为他是文官。于是给了他一个“总理前敌营务处”的名头，派赴朝鲜。李鸿章指望他消除将领之间的龃龉，总理这一职务不是总司令官。
李鸿章所怕的是前线的将领们“彼此观望，猜忌，军心涣散”。他认为，周馥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能为他防患于未然。可惜他不是军人，不能指挥军事，若是刘铭传出马，当然没有问题。但无论如何也得有个总司令，否则，平壤的军队就会成了一盘散沙。这件事刻不容缓。实在没有理想的人选，那就干脆在平壤现有的将领中选拔出一个来吧。
“或许能胜任？”李鸿章选定了叶志超。
叶志超是直隶提督，在诸将中地位最高。当然，李鸿章选人也并非那么机械，他只认为叶志超或许能胜任。叶志超有辩才，在李鸿章心目中就是有才能，或许能以辩才团结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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