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亦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
接着，由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对亍古人而言，此一信念的作用无异于宗教的稳定力量。
但问题在于：如果“天子失德”，不但无法维持正义，反而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又会有何后果
而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然后才有“哲学的突破”，才有儒家与道家的立论与宣扬。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日：“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周文王十三年，武王向箕子征求意见。武王说道：“啊！箕子，上天庇护下民，帮助他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天规定了哪些治国的常理。”
箕子知回答说：
“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将水火木金上五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坏。”
“鲧在流放中死去，禹起来继承父业，上天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办好八种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法则，第六是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第八是细致研究各种征兆，第九是用五福劝勉匝民，用六极惩戒罪恶。”
箕子讣为治国安邦是政治家的首要职责，无论他主观上是否真的想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欢乐，只要他想在统治宝座上呆下去，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治理国家。
这道理就像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生意长期做下去，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商品货真价实一样，否则只有丢掉自己的饭碗。
西治国安邦要讲规则，正如游戏也要讲规则一样。
规则来自哪里？
按照《洪范》的说法，是上天授与的，并且上天在授与规则时还要加以选择。
不能按规则办事的人就不授与，就让他下课，比如鲧就是这样。
这套说法对敬畏上天和天命的古人来说，是很有效的，但对现化我们来说，却显得有些荒唐。
因为所谓上天，不过是人自己臆想出来的某种超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人自身意志的外化。
用这种观点来看，天授治国大法，就是人授治国大法这。
治国规则是人制定的，也要由人来执行和遵守。
用上天来解释这一切，大概是为了增加一点神秘性和权威性吧。
而暴君和开明君主的区别在于：暴君把个人意志看得高于一切，凌驾于规则之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比如商纣王。
开明君主尊重规则，讲究按规则办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依法办事，使自己的言行合于仪轨，比如周文王和周武王。
箕子看中武王而授与洪范九畴，正是看中了他是个守规矩的人，因为对蔑视规则的人来说，任何规则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付不讲规则的人的最好办法，也是不讲规则。
《尚书·洪范》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其学说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
古代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孔子作《春秋》，就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
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春秋》之所以重灾异，是因为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