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以气化之宇宙来作为天人感应的基础，以人天之气相数来说明灾异的产生。
天人类应之迹虽无形而不可见，但气化宇宙中人天之气相肴实有因果关系可寻。
董子想以气化说证明类应说并非虚构，实有理据可依。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1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
天子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
若“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2“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
其道一也”。
这种说法，以气为中介，认为气具有刑德的作用，“阳为德，阴为刑”。
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
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
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
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结合交替发生的。
天人感应与灾异说最终在《白虎通德论》中规定下来，给汉代政事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使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
《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导致谶纬之学泛滥，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
汉武帝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
董仲舒于是从解释儒学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
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人间君主的统治。
但是这就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认为宇宙内的一切，从自然界到人类和社会的所有现象，都是照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而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即所谓“天之生物也，以养人”。
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型塑造了人，人的形体、精神、道德品质等等，都被说成是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的。
这样天人感应就成为必然的了。
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
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
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这一段神学世界观刚刚确立，非正统的所谓异端思想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抱负的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他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使人拘而多畏，他批评巫祝禨祥的迷信思想，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
在《史记》中，司马迁更是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广博学识和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
而《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
而且司马迁所开创的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为后世所遵循。他的首创之功，不可湮没。
而在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一些郡国还有一定影响，如淮南王刘安也正在这时召集宾客写成阴阳、儒、道、名、法毕集的著作《淮南子》。
所以，这时的学术思想虽已向僵化的方向发展，但还有较大的活动余地。
但到了甘露三年汉宣帝召集各地儒者到长安石渠阁开会，讨论经义异同，把董仲舒思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