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这次来京,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杨国忠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因此一旦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骑马飞奔出了潼关。出关后,早有心腹接应,然后到淇门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还嫌船太慢,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的惊惧。
平安返回范阳后,安禄山仍然心有余悸,忧虑不自安。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指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下决心起兵叛乱,进攻唐朝。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被杨国忠逼着走到了这一步。
而长安的玄宗却没有丝毫怀疑,因为杨贵妃喜欢这个安禄山胡儿(大杨贵妃许多岁的安禄山称杨贵妃为母),甚至杨国忠告“安禄山欲反”时,杨贵妃还为安禄山辩解。公平地说,杨贵妃并不像之前的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那样有勃勃的政治野心,她自始至终没有干涉过朝政,然而,玄宗对她无以伦比的宠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以致她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著名的“红颜祸水”。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玄宗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玄宗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玄宗,二人还没有说话,玄宗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玄宗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玄宗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琳回京后,对玄宗盛言安禄山是如何的竭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
一 天宝惊变(5)
杨国忠、韦见素为了削弱安禄山的兵权,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玄宗也未采纳。
当杨国忠正在想方设法除掉安禄山时,安禄山也针锋相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预谋叛变。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指使京兆尹李岘(不久便被杨国忠排斥出朝)包围了安禄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当时杨国忠杀李超并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打算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激怒安禄山,期望对方赶紧造反,以表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好取信于玄宗。而玄宗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安禄山最喜欢的长子安庆宗当时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阳郡主,住在京师长安。玄宗一直不相信安禄山要造反,安庆宗在京城为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庆宗见杨国忠日夜催逼,便秘密派人将京师的种种情况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心中大为恐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玄宗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不再上当,均置之不理。
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3000匹,每匹牵马夫2人,以蕃将22人护送,车300辆,每辆车夫3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玄宗,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玄宗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玄宗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它小错将辅璆琳处死,但对安禄山竟没有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