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你就常常能骑它。”李治乘船时，太宗则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水，君犹舟，不可不慎。”太宗临终前，将太子郑重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要求二人“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后，长孙无忌以元舅身份辅政，但很快就露出了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以铲除异己，吴王李恪便是其中的牺牲品。
吴王李恪为太宗第三子，杨妃（隋朝公主）所生，英俊不凡，文武全才。太宗生前很喜欢李恪，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因为是长孙皇后的兄长，“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知道长孙无忌的真实心意，他立即反对是因为吴王不是长孙皇后所生。然而，太宗到了晚年，当时健在的开国功臣已经不多。长孙无忌兼有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威权日隆，已经有左右朝政之势。像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在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虽然没有被后宫所干扰，却不得不遵从重臣的意见。所谓“形势比人强”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相当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虽然太宗最后按长孙无忌的意愿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但吴王李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卷七十六·吴王恪传》），长孙无忌“深所忌嫉”，等高宗一即位，立即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诬陷吴王李恪参与谋反，“遂因事诛恪，海内冤之”。吴王李恪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紧接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又诬陷17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并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将其流配象州，李道宗在途中病死。后世史学家多认为，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嫉贤妒能，“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旧唐书·卷六十·江夏王道宗传》）。
［“房遗爱谋反”事件指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和妻子高阳公主（太宗第十八女）阴谋发动的宫廷政变。高阳公主骄傲专横，曾与著名僧人辩机（玄奘高徒）私通，事发后，辩机被腰斩而死，高阳公主也受到太宗的责骂，并不许再进宫，高阳公主一直心中不平。高宗即位以后，高阳公主、房遗爱便联络与高宗不和的薛万彻（娶高祖第十五女丹阳公主）、柴令武（柴绍子，娶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打算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荆王李元景（高祖第七子）为帝，但是事不机密，计划被泄露，一干人都被逮捕。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案，长孙无忌借此机会将吴王李恪也牵连进来，李元景、李恪、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被杀。］
高宗性情本就懦弱，在元舅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的包围和控挟之下，既然不能总决朝政，便只能移情于后宫。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西汉时王氏专权，汉成帝刘骜便寄情声色，宠爱赵飞燕姐妹。可是不幸的是，后宫也是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不断。高宗宠爱萧淑妃，喜欢萧淑妃所生的儿子素节，还要经常受到王皇后、长孙无忌的干涉。无奈之下，窝囊的高宗只得转而寻求另外的精神寄托。这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性格刚毅的武媚。结果，之前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因为高宗对一个女人念念不忘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完全没有按照太宗的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了他所始料不及的结果。这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许多因素的合力，并非高宗本人贪恋美色一个原因。
二 是耶非耶武则天（5）
太宗去世后，按照皇宫惯例，那些没有为他生育过子女的嫔妃必须出家做尼姑。于是，一大队穿着黑色丧服的宫廷美女，垂头丧气地踏上了通往感业寺的道路。她们不得不为自己凄凉的命运悲哀，因为她们走向的是一座没有任何希望的活坟墓。武媚也在这黑色的队列之中，时年25岁，芳华正茂。她的心中也是一片萧瑟，万般沉重，不由得将目光投向西边的太宗别庙。
感业寺地处长安城朱雀门外西大街第四坊，在安业坊的东南角。此处原为隋朝申国公李穆的别墅，李穆死后，其妻将此地修为僧寺。西二街第四坊是崇德坊，有济度尼寺，新改称为太宗别庙。崇德坊在西，安业坊在东，两坊左右为邻，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长街。如果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也许会顺道感业寺。这，便是武媚的一线希望，也是她最后的希望，除非她想在感业寺终老。
永徽元年（650年），太宗周年忌的时候，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随后，果然驾临感业寺，武媚充分把握住了机会，以涟涟泪水打动了高宗。高宗难忘旧情，竟然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与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相拥而泣，甚至回宫后也一直心神不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