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结交。安禄山也愿意结交吉温为心腹，经常借谒见玄宗之便，夸奖吉温如何如何有才干。因此，当安禄山兼领河东节度使，要求吉温担任副使、知留后，具体管理河东节度府事务，玄宗立即允诺。吉温又保荐大理寺司直张通儒担任留后判官，协助他理事。如此一来，安禄山就开始交结心腹，壮大自己实力。
当时连担任御史中丞的杨国忠也常在安禄山上殿、下殿时搀扶、导引，有意讨好。这使得安禄山有些忘乎所以，但朝中还有一个令安禄山寝食难安的人——这就是李林甫。安禄山派驻长安的心腹部将刘骆谷经常去探李林甫的口风。如果刘骆谷转告说李林甫说安禄山的好话了，安禄山必然会兴高采烈。反之，如果刘骆谷说李林甫说了，要安大夫好自收敛一些，安禄山一定会双手按床叹息说：“唉，我命休矣！我命休矣！”
安禄山身边一些有野心的谋臣干将看到如此情景，便想将赌注下在安禄山身上。他们假托图谶符命，劝安禄山说：“您现在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兵多将广，刑赏由己，为何还要受李林甫的控制呢？我们测解图谶符命，都表明您当代唐为帝。请您不要有违天命！”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成为势倾北国的显赫人物。“赏刑己出，日益骄恣”，又见唐朝内外“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不过，安禄山此刻的还是相当感激玄宗，毕竟他平步青云、位极人臣，全仗了大唐天子的恩宠。只是他担心玄宗年事已高，万一有变，将来太子即位，而他过去为了讨好玄宗，曾经见太子没有下拜，大有嫌疑，因此十分惧怕，便开始为自己准备后路，于范阳筑雄武城。表面上是表示抵御敌寇，暗地里却贮藏了大批兵器。
安禄山豢养了同罗以及投降的奚、契丹曳落河8000余人为亲信，称为“曳落河”，胡语中是“壮士”的意思。还有家僮教习弓箭100余人，对他们给予恩赏信任，丰厚供给，使他们感恩涕零，竭诚效忠，骁勇善战，一可当百。又畜养了战马数万匹，牛羊5万多头。
在安禄山的阵营中，确实有不少才华出众的汉族文人与武将。安禄山的主要谋士张通儒，是贞观年间著名监牧张万岁的后裔，因受唐朝廷排挤，被迫投靠了安禄山。武将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但治军有方。在一个大雪天，安禄山巡视诸军，到田承嗣营寨，静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安禄山大为惊讶，田承嗣遂得安禄山器重。武将孙孝哲、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将领无一不是久经沙场、骁勇善战，都非等闲之辈。
安禄山还刻意笼络各路人才，为己所用。比如高尚，本名不危，范阳无清人，有才，曾“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而活邪？”（《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他作了安禄山的高级幕僚后，竭力效命，“出入卧内”，备受安禄山的重用。
据《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叛唐主要是在高尚、严庄等人煽动下组织起来的。因为安禄山是一介武夫，大字也不认识几个，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远见，政治能量也很有限。后来安禄山叛唐组织部署、出兵口号、策略、发动叛乱时机的选择等具体事项，无疑都是其文武谋士炮制的。
二 蠢蠢欲动的暗流（2）
但此时的安禄山虽然大力为自己的小算盘作准备，却还没有真正谋反的打算，他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对付外番上。为了保持战功，安禄山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俘虏、牛羊、驼马，还有珍禽奇兽，珠宝异物，络绎不绝。进贡几乎每个月都有，经过的郡县疲于转运，因此弄得民不聊生。
天宝十年（751年）秋天，安禄山出兵大举进讨契丹，调集三镇士兵6万余人，用奚族骑兵为前锋。然而事不凑巧，当大军行至平卢时，突遇大雨，弓箭和弩机都湿透了，松弛而拉不开。大将何思德向安禄山请示：“军队兼程远道而来，一定疲劳困顿，战斗力不足，不如暂时休兵，张开阵势来威胁敌人，不出三天，敌军必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怒，要杀了何思德来号令三军，何思德于是请求为先锋报效死力。据说何思德的长相很像安禄山，契丹人看见何思德，以为他就是安禄山，于是疯狂拥上，何思德瞬间被肢解。
此时，担任前锋的2000奚族骑兵不愿攻打自己的亲人，乘机全部叛逃，反与契丹兵马合兵一处，反过来进攻安禄山。安禄山的马鞍被射中，马鞭、弓箭都丢了，发夹和鞋子也掉了，仅与部下20个骑兵逃走。上山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