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遭惨败。封常清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受重创。
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安禄山纵兵鼓噪,叛军自四门入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封常清且战且退,率残部与叛军在洛阳城内展开惨烈巷战,先血战于都亭驿,大败。退守宣仁门,又败。最后,封常清只好忍痛率领败兵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撤走。为了防止叛军追击,于途中“伐大木塞道以殿”。
这样,东都洛阳便落入安禄山之手。河南尹达奚珣,曾经在几个月前上书提醒玄宗,怀疑安禄山献马一事有异谋,然而叛军一到,便立即投降了安禄山。可谓是典型的“识时务者”。
一 大将未死敌手(4)
然而,并非每个官员都如同达奚珣。东京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都受朝廷恩惠,虽力不从心,但应为国战死!”卢奕亦点头称是,表示愿与李憕共赴国难。之后,李憕收拾残兵数百,准备与叛军决以死战。然而,还未交战,早已被叛军吓得胆战心惊的士兵就各自逃命,四散而去。李憕便穿好朝服,独自平静地端坐于府台公堂之上。卢奕安排妻子怀揣着官印,从小道逃往长安,自己则正襟危坐在御史台中。其属吏早已影踪皆无。李憕、卢奕及采访判官蒋清3人被叛军捉住。卢奕见到安禄山,骂声不绝,,还对叛军说:“凡为人者当知事有顺逆,我虽死但不失臣节,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安禄山勃然大怒,当即命人把3人残酷地杀害,并枭首示众。
当时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安禄山不久就会兵败,就连老百姓都对唐军极有信心。可见玄宗昏昏噩噩20年,大唐却始终未失人心。但叛军南下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起兵一个月,便陷东都,逼近潼关。人们开始对大唐将士深深失望,忧惧不安。封常清则被认为是最大的败军之将,饱受骂名。封常清以6万乌合之众力抗强敌,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气馁,还能屡败屡战。比起许多望风而逃或者索性投降的大臣,不知强出多少倍。当时情况凶险万分,放眼唐朝上下,任何一位名将到了封常清的处境,都不可能比封常清做得更好,结果之糟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时人看不到这一点,天子也看不到这一点。
在兵败将亡之际,封常清只得渡谷水,西奔至陕郡(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投奔驻守该地的高仙芝。陕郡太守窦廷芝听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已逃往河东避难。城中吏民皆已逃亡,作鸟兽散。
陕郡是潼关的前沿阵地,而潼关则是拱卫京师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城防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过此时高仙芝将兵力全部集结在陕郡,而对军事要塞潼关却未设重兵把守。他见到封常清率残兵败将从洛阳前线溃不成军地败下阵来,感到事态的严重,不禁忧心如焚,焦虑不安。封常清则一眼看出高仙芝布兵的不妥,向高仙芝劝说道:“我连日与叛军血战,其士气旺盛,难以阻挡。现在潼关无兵守御,如果叛军入关,长安就十分危险。陕郡无险可守,我们不如率兵至潼关据险以守。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高仙芝仔细思考后,认为封常清说得在理,于是封、高二将兵合一处,放弃了无险可守的陕郡,退而据守潼关。叛军闻讯派军追击,唐军狼狈逃窜,队伍散漫,士马互相践踏,死者甚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退入潼关后,立即着手修缮守备。刚及在潼关布好城防,安禄山部将崔乾祐率部骤至,即刻向潼关守军发动猛攻。封、高二人率领5万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白徒”,据险拼力作战,终于将叛军击退。
安禄山派部将崔乾祐率兵屯于陕郡,河南的临汝、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济阳、濮阳和云中(今山西大同)等郡都向安禄山俯首称臣。当时,唐朝廷所征发的朔方、河西、陇右诸道兵尚未抵达长安,关中震动,长安汹惧,害怕安禄山会攻入潼关。幸好安禄山滞留在东都洛阳,准备称帝,因此未全力进攻。加上高仙芝、封常清及时退守潼关,抢修守备工事,加固城防,作好拒守准备,遏制了叛军攻势,关中军民慌恐之情才得以稍安。
事实证明,封常清退保潼关的战略十分正确。潼关自古为雄关要塞,为进入关中和京城长安之前的最后一个可守之地,此时对于长安安全更是至关重要。如果封常清的计划得以完整实施,战争绝不会旷日持久达8年。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任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正当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发生了。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