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
第六节“黑后台”的困扰（2）
二、杨成武曾3次下令要傅崇碧带领武装，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那里抓人。
三、余立金历史上是“叛徒”。
林彪在讲话中还提到，“杨成武的主要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个部分。”
意思是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
康生则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有黑后台的。”
聂荣臻看完讲话后说：“他们要挖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3月24日的会议以后，社会上立即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进了中南海，贴到了军委西山招待所的大门外，矛头直指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其中尤其是指向聂荣臻。
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许多重要文件、电报停发了。
在“文革”中，这往往是意味着此人出事了。
4月2日，秘书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聂荣臻。
聂荣臻气愤地说：“不管他们怎么弄，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我自己知道，反正我不是他们的后台。”
4月6日晚上，聂荣臻在电话上问叶群：“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这几天，外面大字报轰得很厉害，轰我的大字报都贴到西山脚下来了，我不得不表态啊！”叶群说：“并没有点名嘛，现在外面正在炮轰，让人家轰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
听了这样的回答，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在揪杨成武黑后台的活动中，有些大字报点了我的名，有的虽未点名，但也可以看出怀疑我是后台的……请求主席能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亲聆面教，以便把事情搞清楚。”
3天之后，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的秘书，说是4月7日聂荣臻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看后批了如下内容：“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看了电话记录以后，聂荣臻说：“这一下我清楚了，他们要抓我的什么黑后台，并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当天晚上，周恩来给聂荣臻打电话，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毛泽东那里开会。
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而外，就是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
在会上，毛泽东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显然，聂荣臻的信，引起了毛泽东对抓“黑后台”问题的重视，所以才开了这次会议。
4月16日，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去看望林彪。
后来他回忆说：“那次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意思是不听话了。
我对他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不就来了。
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真令人可笑。”
“杨余傅”事件平反以后，有次傅崇碧来看望，他对聂荣臻说：“我早在3月22日午夜就被非法拘押了。
当时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次扒着铁窗看，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打倒‘杨余傅’，心里还在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
聂荣臻听完哈哈大笑。
可见，“杨余傅”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出来的。
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对“杨余傅”事件，人们开始有了新的看法。
1973年12月21日，在聂荣臻出席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
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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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黑后台”的困扰（3）
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他们先后获得释放并恢复工作。
1979年3月，在聂荣臻的关心建议下，中共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公开平反。
江青有一次公然在有关北京军区的“华北会议”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