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会开好。”
然后离开了会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7年6月1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国防科委军管办公室的电话：飞机研究院一批群众来到国防部，要揪斗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唐曾任飞机研究院院长），说唐历史上有自首叛变问题。
该怎么办？请聂荣臻作指示。
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电话上找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一个都没有找到。
他就直接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
聂荣臻在电话里说：“唐延杰同志的自首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
毛主席说过。
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唐的问题不是（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了嘛。
群众贴大字报可以。
如何处理，待中央有指示后按指示执行，不要让外单位揪斗唐。
这个精神，只给常委同志说一下，不要下传。”
但不知什么原因，事隔一年之后，这些话传了出去。
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机关9名干部联名贴出名为《炮打聂荣臻》副标题为“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把上述电话记录中“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这句话，引申为“毛主席说，叛徒可以入党。”
引申的话还打了引号，就变成了聂荣臻的原话。
由此，自然得出了“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的结论了。
所谓唐延杰是“叛徒”的实际情况是：他1929年在长沙与党组织失掉联系。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的家人代他登报自首，后被国民党当局收容进感化院进行“感化”。
1930年，红军进攻长沙时将他营救出狱，随即参加了红军。
经历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在陕北重新入了党。
唐延杰重新入党时，与聂荣臻不在一个单位，所以，聂荣臻对情况并不清楚。
到1967年春天，有人反映唐延杰历史上有自首问题，聂荣臻当即要国防科委党委将唐的材料上报中央，还决定在中央没有批示前，当年的“五一”节没有让唐延杰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也不让唐再管机密性大的工作。
在聂荣臻的记忆中，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曾有过指示，经过反“围剿”和长征考验，一般都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聂荣臻说了电话记录里的那段话。
至于说“政治上陷害林副主席”的问题，聂荣臻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实的经过是：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然逝世，下午叶群给聂荣臻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当时不知道安东是非正常死亡）：“林副主席知道安东同志逝世后说，安东是个好同志，是聂老总的一个好助手，既已逝世，请聂总不要过分悲伤，要保护好聂总的身体。”
第七节“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风波（3）
1968年1月，聂办工作人员在国防科委机关有人问起安###然死亡的情况时，顺便说了这个电话记录的大意。
大字报的作者，把此事歪曲成“林副主席说，自杀的叛徒是个好同志。”
9人大字报贴出以后，国防科委机关一片混乱，聂荣臻已处于无法工作的境地。
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尽管受了种种委屈，聂荣臻仍于7月16日向毛泽东、林彪，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检讨报告，他在检讨报告中承认犯了3个方面的错误：一、在突出个人方面，去年4月，就曾有人吹捧“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
对此“只当做一般传闻，没有严肃对待并公开表态纠正。”
二、对待各群众组织，感情有亲一派、疏一派之分。
三、在十年来发展科技事业中，“我只强调了立足国内，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对科学技术人员团结、鼓励多，教育、批评少，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抓得不够。”
对聂荣臻的检讨报告，毛泽东7月18日作了如下批示：“可以发出，但要做精神准备，革命群众还可能有意见要提出来。”
但这个批示，在中央文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