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总老等议论过，他们纵容娃娃们到处乱窜，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的局面搞乱了。
这几天的会议，总算出了口气。
在这3次会议中，要数16日的那次会议争论最激烈。
在康生的指使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赶到钓鱼台，连夜整理了记录。
又经过江青安排，张春桥等带着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看了记录，听了汇报，非常生气，这些老同志们居然从各个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而“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打了22年的仗，创建了新中国）。
这怎么能够容忍。
但他知道，此事非同寻常。
他找周恩来，周恩来作了如实汇报。
毛泽东思之再三，事隔3天，才于19日凌晨，召集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开会。
在会上，他严厉地批评指责了谭震林、陈毅等。
但他仍然把此事约束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
因此，他指示，自2月25日起，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有错误的老同志进行批评帮助。
“政治生活批评会”，仍然在怀仁堂召开，2月25日、3月1日、3月4日、3月11日、3月14日、3月16日、3月18日共开了7次。
7次会议聂荣臻都参加了。
会议名义上仍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是由中央文革一伙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围攻批斗这些老同志。
聂荣臻也受了批评，作了检讨。
连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政治生活批评会”开完后，成立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中央文革成员正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4月上旬，有次叶剑英在西山同聂荣臻一起散步时，偶然说起，有人批评我，说我在2月怀仁堂会议上曾说过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的话，我不记得说过，又是欲加之罪了。
聂荣臻当即回答：这话是我说的，怎么安到你的头上了呢？散完步，他给毛泽东、林彪写了封信。
信上说：“最近，剑英同志问我，据反映，他在中央碰头会上讲过‘不教而诛’的话，他自己没有这个印象了，问了汪东兴同志，记录上也没有。
我当即答复说，这话是我讲的。”
这封信，聂荣臻署名的日期是4月7日。
第二节“大闹怀仁堂”（3）
毛泽东用铅笔在信的台头“主席”两字上画了个圈，写了“退荣臻同志”5个字。
林彪在“林副主席”4个字上用红铅笔画了个圈，原信又退给了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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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算总账，还有聂荣臻（1）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的议程是：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二、修改党章。
三、讨论国内外形势。
四、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可会议中间，林彪、江青一伙突然集中提出“二月逆流”的问题。
在分组会上，对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算总账（谭震林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把这7位老同志污蔑成是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温玉成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总参谋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时，在逐个念了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6个人的名字后，停了一停说：“还有聂荣臻。”
10月13日下午，十二中全会开幕。
会上，周恩来作了大会议程的报告以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说“二月逆流”问题，主要说了各省的形势，和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的问题，也说了“多中心论”的问题。
大会开幕以后，转入小组讨论。
聂荣臻被编在第二组。
参加这个组的有陈伯达和温玉成，其余大多是聂荣臻的老部下。
在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三四个月，聂荣臻已基本处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的境地。
接到通知后，他知道会上肯定是要受批判的。
10月8日，他写了个在会上检讨的发言稿。
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