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下，我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展武装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请求一位有反对马查多和巴蒂斯塔经历的年长朋友，给我弄一支枪。他给我搞到一支勃朗宁手枪和15发子弹。能有支勃朗宁和15发子弹，我感到武装得很好了。”
卡斯特罗在回想当时的心境时说：“但是，我为什么哭呢？因为我觉得丢掉性命在所难免。我在大学进行斗争，拥有大学生们的支持，法学系的支持，一种巨大的、几乎是完全的支持——我指的是我们年级和下面几个年级，当然也包括其他系的学生——，我怎么能接受不让我回大学的禁令呢？我下了决心，弄到一支枪。想到大概谁也不会承认我献身的壮举，想到将由敌人来书写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感到十分痛苦。但是我横下一条心，非要回大学不可。不仅回来，而且不能轻易地付出生命，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并不清楚有多少对手将在与我的会面中付出代价。我决定回来。实际上我连一秒钟都没犹豫过。”
决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哪怕是付出生命代价的卡斯特罗，决心回到大学里去，这是无法动摇的决心。于是，他在一群志同道合和追随者的陪同下，开着别克车向哈瓦那大学驶去。他对此回忆说：“那天是什么使我幸免于难？实际上我的那位朋友和其他朋友，他们是各种不同的人，属于不同的组织，有很多是手中有武器的人，去寻求他们的帮助。他说：‘你不能这样去送死。’他说服了另外七八个人与我同行。这些人我都不认识，那天是首次见面。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我结交过一些人，一些斗争勇士，这些人是正派和勇敢的小伙子。这样，我那天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那天午后，卡斯特罗在护送者们的陪同下，从医院建筑旁的花园后面驶入哈瓦那大学。然而，那些准备报复卡斯特罗的对立者们把持着大楼，企图阻止卡斯特罗回大学。这时，卡斯特罗立即将护送者分成三路，向把持楼房的那伙人发起勇敢的冲击。那伙人立即恐慌起来，迅速溃散了。至此，他顺利回到了大学。对于此时的情形，他这样回忆说：
“……我对其他人说：‘你们3个人从正面进去，我们3人从那边上楼梯，另外3个人从这里进去。’我们突然到达那里，那伙人有15或20个，他们开始害怕得发抖，没想到会遇到类似的挑战。但是这次没发生什么事情，那些人只是怕得发抖。”
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大学后，当他独自一人时，经常受到对立者的威胁和骚扰，但他总是勇敢地面对这些威胁和骚扰。有一天，一个叫“魔鬼”的中尉校警蛮横地拦住了他，并警告说不准带武器进校，还企图搜他的身，但没有办到。面对校警的挑战，他斩钉截铁地说：“手枪我不交。如果非要的话，需要一尊大炮把它从我身上夺去。”
然而，卡斯特罗有很多时候并不带枪，赤手空拳地出入大学，因此他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在对抗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回忆这时的情形说：“我有时候携带武器。但是在那次对抗中，又出现其他问题：他们拥有所有的镇压机构，有大学保安和大街上的警察的支持，有法庭和紧急法庭的支持。根据这一项法律，如果你使用武器，就会被囚禁。这样我就面临第三种选择：与那伙黑社会分子对抗，他们手中有武器，而我只能赤手空拳，因为如果我使用武器，就会被抓起来。那些法庭十分严厉，在当局的要求下，可以任意地把人关起来。于是，我几乎总是赤手空拳地与那些武装团伙进行斗争。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我可以搞到武器，只有一件武器，别的什么也没有！其他大部分时间我手无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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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缩抗争到底（2）
卡斯特罗还回忆说：“在大学周围和大学内，我不得不赤手空拳地与当局进行那场斗争。因此我说那是特殊条件下的一场武装斗争，很多时候我手无寸铁。他们不厌其烦地制定这种或那种计划，挖空心思……有一次，他们从人类学教室出来，一直跟踪到我的寓所，把我围起来，因为我没带武器，而对手们却有组织、有武器。”
在哈瓦那大学里，卡斯特罗的周围笼罩着威胁和恐惧，同时他在复杂的###面前也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选择阵营的问题，他和一些激进者一样感到十分迷惘。因此，他更多的时候处在一种观察之中，现在无论是真正党也好，共产党及其青年组织也好，以及其他各党各派也好，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纲领，也没有一个明朗的政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加入这些组织并没有多大兴趣。这时，爱德华多·奇瓦斯对真正党失去信心，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