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发表了致西恩富戈斯市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愤怒地写道：“他们就是那些既不遵守公共秩序，也不遵守私人法则，既不尊重法令也不尊重感情的人，就是那些违反宪法的人……那个头目，他根本不配古巴军人的称号，他有何理由蛮横地、怯懦地称我们为外地人，给我们戴上手铐？难道可以原谅他们对宪法条款的无知吗？根据这些条款，全体古巴人都可以进入和留在国家的领土上，可以离开它，可以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和改变住址，而这一切无需经过特许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批准。”
卡斯特罗的致西恩富戈斯市的公开信发表后，在社会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之后，在哈瓦那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在1871年11月27日牺牲的学生活动，卡斯特罗作为大学生联合会代表出席这次纪念活动，这也是他在大学生联合会出席的最后一次活动，因为他就要离开大学生联合会，开始律师的职业生涯。这时，有一家杂志社却载文说他企图控制大学生联合会，其中写道：“……现在，他在社会科学院注册，梦想控制大学生联合会主席。”
卡斯特罗读到这篇攻击他的文章后，立即致函这家杂志社，进行了有力反驳，他写道：“我刚刚结束了我在大学的学习……经过五年的学术生活，我没有失掉任何一门课程，也从未中断任何课程，我可以骄傲地出示我的履历，捍卫我当之无愧的荣誉。尊敬的教授们可以对此进行完美的证明；对他们不可进行草率疏忽的怀疑，而我的考试成绩不止一次得到他们的诚挚嘉许……”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作了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另一家杂志却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其中这样说：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大学生领袖和正统的古巴人民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是古巴青年委员会和平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不过，这时候的卡斯特罗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当有水准的律师（2）
卡斯特罗除了组织和推动反腐败、反对社会黑暗的政治运动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律师事务的活动中，他要求自己做一个尽责的好律师，尽可能帮助那些弱势的群众打赢官司。在这期间，他还加入了古巴律师团，这样能使他更好地开展律师工作。他做律师的原则是：无意帮助富人打官司，主要是帮助贫穷的民众打官司。在从事律师工作以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为平民百姓打赢了两场官司，即三个小商贩和一个寡妇的官司，前者是因为要被赶出“唯一市场”，后者是因为理发店的继承权问题。打赢这两场官司后，使他成了很有名望的律师，有良知的律师。他在打赢官司的时候，一般不收荣誉金。另外，他对自己所接受的案件高度负责任，正如他于11月23日致寡妇卢西拉·米拉内斯的信中写道：“尊敬的卢西拉：……我认为，夫人现在不应派任何人去理发店。案件进行顺利，需避免麻烦……您的利益得到完全的保护，因为这利益是我的，也是大家的……顺致崇高敬意。愿为您效劳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另外，他还接受了甘塞多木材股份公司的案件。
就在这时候，即1950年12月初，在这个不平静的冬天里，卡斯特罗和恩里克·贝纳维德斯突然收到了来自西恩富戈斯市法院的传讯，理由是因为他们蔑视该市的领导。接到传票后的贝纳维德斯认为这场官司肯定会输，因为判决是被操纵的，而他们在政府中毫无影响。卡斯特罗则对他说：“完全按我的教导去做”。
然而，卡斯特罗涉足律师工作毕竟不长，可以说还是个没有什么经验的新手，因此不能同时为他们两人进行辩护。他在认真分析情况后，决定找老朋友有名望的律师贝尼托·贝萨达出面为贝纳维德斯辩护，而自己将为自己进行辩护。
第二天一大清早，卡斯特罗与贝纳维德斯坐上开往圣克拉拉市的火车，积极为即将开庭的官司作准备。卡斯特罗一路上认真阅读马蒂的文章和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的《我控诉》，尤其是《我控诉》这部书他反复读了几遍。当他们首先在圣克拉拉找到律师贝尼托，并说明来意时，贝尼托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1950年12月14日下午，在圣克拉拉市拉斯维利亚斯法庭举行第一次公众听证会，法庭里坐满了前来旁听的青年人。在出庭之前，卡斯特罗还为自己准备了辩护律师的长袍，当他为自己辩护时将穿上这件长袍。随后，法庭的审理开始了，随着法槌敲响，法官宣布：“圣克拉拉市，1950年12月14日，拉斯维利亚斯法庭举行第一次公众听证……出席紧急法庭第543号案者……原告曼努埃尔·博罗托·马雷罗上尉，……被告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和恩里克·贝纳维德斯·桑托斯……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