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预见到因绝望而不惜任何流血冲突进行的镇压。从现在起，我将专注于选择武器；你们，以同样的热情，筹集资金。没有胆怯的空间，但有充分的道德和理智可求助。此外，这是生与死的问题。本月底前必须募集到两万比索。我这里，即将收到第一批侨民援助。下午我动身回墨西哥。我得到报告说政府对我进行的国际迫害将是激烈的，我们要加强联络……拥抱。菲德尔。”
当卡斯特罗抵达巴哈马的拿骚岛时，他在这里写完了“七·二六第二宣言”，这是继致古巴人民的宣言之后的又一重要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独裁在争取时间，由于唐科斯梅律师反常的幼稚，它已完全达到了目的。巴蒂斯塔需要喘息，在政府处在最危机的时刻，他在总统府接见了唐科斯梅。”
关于革命需要资金的问题，他在“宣言”中说：“在革命中，马蒂说，‘方法是秘密的，目的是公开的’。如果不向人民讲明我们为何需要钱，如何向他们伸手？如果革命向利益集团乞讨帮助，未等取得政权它就威信扫地了。大声呼喊革命要比当众谈论和平而秘密进行阴谋活动的结果好得多——这是三年半来遭撤职的官员使用的方法。”
卡斯特罗还豪迈地写道：“（革命）要高举旗帜，当国民起义像狂风一样爆发时，各地群众要跟随它；这样全副武装、领导坚强的战斗队、青年干部行动队和鼓动队就会得到劳动者的支持。他们有能力发动总罢工。”
他在“宣言”的最后署名是：“以七·二六革命运动全国领导机构的名义，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于拿骚岛。1955年12月10日。”
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在古巴国内迅速发展，而且产生了重大影响，越来越得到民众的拥护。因此，这引起了巴蒂斯塔政府的关注和紧张，该党的一位市议员对此担心地说：“最使我们政治家感兴趣的，无过于扼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谋反计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继续顽固地封闭政治道路，就等于我们为他打开了革命之路。如果菲德尔主义在古巴获胜，瞧着吧，反对派也好，当权派也好，看谁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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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组建远征军（2）
卡斯特罗回到墨西哥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远征古巴的准备工作中，尤其是枪支和资金的准备工作。这期间，他在胡安·曼努埃尔的陪同下，选定秘密的训练军队的营地，并与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进行深入交谈，希望能得到这位将军的支持。
然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经常生活在一种危险和困难中。很多时候，他面临资金短缺，因为在从事的革命活动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付计划中的开支。另外，他还要偿还债务、日常开支、印刷“第二宣言”和从当铺赎回大衣等等。与此同时，他必须用心计经常摆脱当地警察的监视，而且不得不搬到拉蒙古斯曼大街（即现在的起义者大街）5号。不过，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卖甜食的、名叫卡夫列拉·奥尔蒂斯的墨西哥姑娘，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
12月底，卡斯特罗在墨西哥会见了来自古巴国内的马克斯·莱斯尼克，并从他那里得知了国内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罢工的情况。另外，他还从马克斯·莱斯尼克带来的《波希米亚》杂志上读到了相关的文章。此时，他感到远征古巴的时机正在日渐成熟。
1956年刚刚来临的时候，古巴新闻界又掀起了卡斯特罗热，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军事情报局长安东尼奥·布兰科·里科上校指控“菲德尔·卡斯特罗律师是国外一个反民族颠覆计划”的负责人。同时，计划细节及颠覆者的名单已被提交紧急法庭，而法庭则以反国家政权的罪名宣布逮捕卡斯特罗和革命领导委员会成员胡安·佩德罗·卡尔沃·塞尔维亚。另外，警方也对此展开调查，认为拉斯维利亚斯·卡马圭和皮纳尔德里奥是实施颠覆计划的重点地区。指控者还认为，颠覆计划还得到了普里奥的真正党、（正统）古巴人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的支持和合作。
除此之外，还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不属于菲德尔》的攻击文章，该文章还对卡斯特罗如何使用古巴侨民向他募捐的资金提出质疑。卡斯特罗读到这篇攻击他的文章后，感到十分气愤，立即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面对大众》的文章进行驳斥。他在文章中愤怒地写道：
“如果我是一个被贿赂者、一个被雇佣者或是一个流氓，你们檄文的大标题将对我进行赞扬。但我反其道而行之。我放弃了正统党的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