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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卡斯特罗不想使古巴成为苏联的附庸，不想放弃国家的利益原则而听命于苏联。于是，此后的1966年7月9日，他向越南派出了一支“国际主义”部队，协同胡志明领异的游击队作战，一直坚持到10年后美军撤出，越南取得胜利和他访问该国时。
1964年间，卡斯特罗第二次访问了苏联，为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还与苏联签定了提供收割机和装运甘蔗机器的协议。他回国后，掀起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浪潮。他在一次促进农业生产的会议上，强调科学技术可以使国家富强，可以推动社会主义。他对此说：“社会革命加上技术革命等于富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社会革命的时代结束时，我们将迎来自然革命。这将是人类永恒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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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依赖别国恩赐（3）
1964年11月6日，卡斯特罗得知赫鲁晓夫下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为苏共总书记的消息。他为赫鲁晓夫下台感到遗憾，希望苏联对古巴的政策不变。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他还派切·格瓦拉对非洲进行访问，支持非洲一些国家的独立斗争，尤其是支持刚果的斗争。
这是导弹危机后，卡斯特罗所致力的一系列外交战略，并且在实施中取得了重大成效。
国际上不应犯罪（1）
1964年春天，卡斯特罗指挥部队剿灭了盘踞在埃斯坎布赖山的匪帮，使国内形势进一步得到稳定。
1965年4月2日，卡斯特罗继续致力于外交斗争，尤其是参与刚果的武装斗争。他还派出100多人的部队进入非洲中部，任命切·格瓦拉为非洲第一阵线领导，暂时放弃参与阿根廷游击队的斗争。因此，根据他的指示，切·格瓦拉在维克托·德雷克、何塞·马利亚·马丁内斯·塔马约（帕皮）等得力干将陪同下，于这天经欧洲进入坦桑尼亚。当切·格瓦拉带领部队乘商业飞机到达时，苏联的运输船也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港口，并将船上的军事装备和补给品存放在供刚果起义军使用的中国后勤供应点。在切·格瓦拉的部队得到武器后，准备从坦桑尼亚进入刚果。
不久，切·格瓦拉化装后乘舟横渡刚果边界的坦噶尼喀湖，进入刚果，并与当地起义军领导人取得了联系，随即到达基班巴。
这之后，根据卡斯特罗的命令，满载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古巴最大的商船“海葡萄”号抵达非洲。船上的军需品除了供给切·格瓦拉的部队外，还用来支援几内亚、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除此之外，船上还有卡斯特罗派往刚果第二阵线的部分成员及9名去布拉柴维尔的军事教官。
6月18日，卡斯特罗得知仍处于政局动荡中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军事政变，一个叫胡阿里·布迈丁的上校率部逮捕并推翻了本·贝拉政权。他对这起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怒，并对政变分子指出说：“我们不能支持这种敌视群众、敌视党的行径……若他们决定与我们断绝关系，他们也不是第一批与我们断绝关系的政变分子……我们的行为不是机会主义的，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6月底，第二阵线由一支200人的部队组成，卡斯特罗任命豪尔赫·里斯克特为这一阵线的领导人，主要任务是在布拉柴维尔地区配合切·格瓦拉的部队作战。8月23日，主力部队进入布拉柴维尔，另一支队伍开进安哥拉境内，协同这里的游击队作战。
这时，切·格瓦拉率领的部队在丛林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古巴雇佣军、南非人和刚果政府军展开激战。由于切·格瓦拉善于在丛林中摸爬滚打，刚果人都叫他“犰狳”。然而，切·格瓦拉在刚果开展的武装斗争并不顺手，几个月后便陷入了无法想像的困境。部队除了面临非洲瘟疫的威胁，还要经受铺天盖地的白蚁袭扰，另外严重缺乏食品，只能以木薯充饥。在作战中，蛇和鳄鱼也成了可怕的敌人。
卡斯特罗从切·格瓦拉写给他的信中得知了那里面临的严峻困难。当他读完信后，陷入了很久的沉思之中。切·格瓦拉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菲德尔……你应当想到过无名的悲观主义的可怕病症……当你的‘希腊礼品’（埃米利奥·阿拉戈内斯）到达时，他对我说我的一封信引起了一种被判决的角斗士的感觉……我可以向你保证，若不是因为我，这个美丽的梦想早在团团的灾难中彻底破灭了……手中有武器的人有余，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