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中国式的流行风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在这两个事件中间；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年岁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转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一边玩儿去”；“一无所有”；有发泄内心郁闷的滑稽语———“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长达脚面的牛仔裤；短统袜、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圆领T恤衫；前胸后背印着手写体的大字：“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有群聚起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愚人帮”、“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风尚。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因此大为吃香。他领导的小组在这一年为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做了整容手术；有个男人想要一个“阿兰·德龙式的下巴”；有个女人希望他照着英格丽·褒曼的样子为她做出一个鼻子。上海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中；百分之五十的男生和百分之三十二的女生到舞厅去跳舞。圣诞夜那一天；“梦上海”夜总会的入场券每人八百八十八元“外汇券”①。和平饭店里还出了个穿着“三点式”舞衣的女郎。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新闻。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的；大多数人喜欢去的地方是JJ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至少一千个年轻人在迪斯科音乐中摇晃不停；狂欢到午夜。“卡拉OK”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也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那一年中国已经有一百八十八家音像出版社；有五十个音像生产厂；销售了三十六万盒录像带和一亿一千七百万盒录音带；激光唱盘还很少；尺寸大小也不统一；几乎所有音乐都是靠录像带和录音带流行起来的。“卡拉OK”歌厅在六个月中便已遍布全国；上海有三十三家；广州四十多家；北京有五十家。其中最红火的要算北京的“四季歌厅”；三十块钱一张门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一百元）；每唱一支歌要付五元；唱得多了自然口渴；于是；一杯美国可口可乐三元；一杯日本苹果汁八元；一杯德国啤酒十元；一盘去皮切成小块的中国西瓜二十元。可你要是在遥远的陕北小县榆林的那家歌厅里；花上二十块钱；就能唱一整夜；当然你只能喝到一杯陈年老茶。
普通人在公众场合一展歌喉的欲望；实在有一种很深的社会背景。这“卡拉”两字源于日本；在日语里是“空”的意思；“OK”则是管弦乐队的英语缩写。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本意是“无人伴奏乐队”；传到中国却有了更多的含义。那时候歌厅里引吭高歌的人大都没有技巧；但却很真挚；总是声嘶力竭；总是泪流满面；完全不像现在的人们；唱起歌来有技巧而无真情。歌声也传到大学校园里。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收起游行的旗帜和标语；解下头上的红飘带；不是回到昔日女友的怀抱中；就是埋头读“托福”；准备远走他乡了。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连找工作都成了问题。即使没有这个打击；他们也已被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谁都可以看出；那里面的小林就是他们自己的未来。于是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有家报纸说；在南京；每一百个大学生中；只有三个认为“人生最宝贵的是事业”；却有五十四个说自己“空虚无聊；闷得发慌”。上海复旦大学有个博士生说：“方帽子里煎不出牛肉饼。”大家都觉得这话精辟；到处传播。看来有这种想法的人挺多；有一天这所大学搞了一次调查；题目是“学生们都在干什么？”结果发现；百分之十在闲聊；百分之十看电视；百分之七看消闲书；百分之七谈恋爱。全国有两亿五千七百五十万个“成年独身者”；大都很安分；“第三者插足”、“黄昏恋”和“四十岁的男人是野狗”一类的话题；还没有流行；《廊桥遗梦》在中年人中引起的那股躁动还要等到五年以后。90年代初期耐不得寂寞的是那些未成年人。大学生原来是不准谈恋爱的；可是从这时开始谁也管不住他们了。有个大学生；闷得发慌时就去追求女孩子。“我已经谈了十七个了”；他说；“我挥一挥手；就带走一片彩云。”北京的大学校园中；一批学生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