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的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不久，章士钊因为支持北京女子大学杨荫树校长，对激进的学生采取强制手段，并提交呈文要求停办女子师范大学，引起了青年学生的不满。
1925年5月7日，200多个学生在故宫神武门集合，一路高喊口号，浩浩荡荡地杀进了魏家胡同13号。进步青年学生打算当面要与这位守旧的总长理论理论，质问他为何“摧残教育，禁止爱国”。章士钊当时没在家。学生便把气撒向屋内的古董和门窗的玻璃，对他的住宅实行了强有力的阶级专政。在这场斗争中，章士钊与鲁迅代表不同的思想阵营，一个用手上那节又短又细的权杖，一个用手中那支又尖又利的毛笔，针锋相对，章士钊最终败下阵来，随着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章士钊离开魏家胡同13号，去了天津。
章士钊也许是在夜晚离开的吧，黑夜可以掩盖他的苦楚和失意。在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杀声中，他偏要为民族几乎断了气的传统文化针灸，使其复活为冲锋陷阵的斗士，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一本书中看到如下一段话：“无论章士钊还是鲁迅，无论选择接受还是反抗，文人在乱世中都难有作为。章士钊的‘农业立国论’和鲁迅的‘喊醒世人’之于那个时代，都是超前的，难为人理解的。世人对他们的全面解读都是从他们过世后才开始的。”
“近日又有学者指出，尽管章士钊对女子师范大学一事处理过于武断，但指责章氏一手导演‘三·一八’惨案却有失偏颇。1925年，章士钊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改任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一年后，惨案发生，这时不在其位的章士钊不可能授意武力镇压学生。”
人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式：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对于意识中感到有问题的东西，便蒙生斩尽杀绝的极端热情。章士钊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直保持着一个传统文人应有的良心和清醒。在章士钊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比西方落后，中国近代落后的这笔烂账，无论如何不应该让传统文化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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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难以驯服的老虎（3）
三
岁月的手太过霸道，拾起这本画册一顿乱翻。前一页还没来得及过细浏览，下一页又哗啦一声掀了过去。
攒钱、置地、盖屋、娶妻生子，是中国传统人生的几块踏脚石，总得把立脚点放在这些事情上，才能把人生画得圆满。不过与新文化抗争到底，一辈子不写白话文的章士钊，在这方面倒表现得并不传统。从他出生直到1960年经周恩来为他特批了史家胡同24号宅院，这位年近八旬的耄耋老人，才结束了在朋友家搬来搬去，没有自己一套房子的历史。
从1949年到1960年，章士钊的家就安在北京东四八条54号朱启钤老友家里。
1949年，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的章士钊，在谈判失败后脱离代表团去了香港。后来章士钊受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按道理他应该住在国家为他安排的四合院里，而章士钊和家人住在朋友的北房和东房中，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居住很拥挤，连书都没地方摆。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一住就十年，从来没向有关部门提起过。
据章含之回忆，章士钊曾对女儿多次讲过，他一辈子从没有存款，但也从不缺钱。别人给了他钱，又转手给了比他更为需要的人。
1919年前后，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的家里，毛泽东在这里同章士钊相识。据说，章士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告诉杨昌济和在场的其他先生，说这个年轻人有帝王之相，绝非等闲之辈。其后不久，毛泽东来到上海为去法国留学生送行，急需筹措一笔资金。当时章士钊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毛泽东冒昧地求上门去，章士钊为毛泽东筹措了2万元大洋，解决了燃眉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了来源，都很拮据。这些人来找章士钊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
看到章士钊乐善好施，“爱管闲事”，毛泽东便每年从自己稿费中拿出2000元，以“还账”为由，给章士钊一些经济补助。听说是还账，章士钊说什么也不要。他要女儿转告毛主席，当时的2万大洋，不是他个人的，是他募集的。直到女儿向他转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