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林院8号的房子高大，有时又没有暖气，冬天取暖靠煤炉。梁思成为了把室内弄得暖和一些、便于林徽因养病，他在屋内生了四个半人高的大铁炉子，每天生火、加煤倒煤渣这样的粗活，全由他一个人包了。
可林徽因并不是窝在巢里的鸟儿，她对梁思成的学业有着很高的渴求，她自己也竭尽所能地支持梁思成的事业。林徽因经常随同梁思成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为了测量建筑物体的平面，她总是上梁爬柱。林徽因也像梁思成一样热爱古建筑，当她看到北京的旧牌楼等一些古建筑被拆掉时，就向上面呼吁，但得不到回应。孤立无援的林徽因便把气全出在了梁思成身上：“一个堂堂男子汉，却保不住一堵墙！算什么好汉，待在家里哄孩子算了，还有什么颜面到外面晃荡！”
1955年4月，古建筑保护的伤心事从此与林徽因一刀两断。
林徽因走得十分干脆，对梁思成的批判却拖拖拉拉地跟上来了。配合梁思成一块出演这出戏的同道逐次退场，观众走了，道具撤了，布景拆了，他一个人在如同填充宇宙的假想物质—“以太”当中、一个自己假设出来的空间里手舞足蹈、歌哭笑骂。一个人在这个比金属还难刺穿的孤独里待着，没有人和他对话，也没有人同他争辩，甚至连一句温柔安抚的款款细语都再也无从听到。
而谁知道紧贴在这个“孤独”窗户上的—是挖土机张牙舞爪的可笑模样、吊车狰狞的长条脸和发动机谄媚的“嗡嗡嘤嘤”，藤条先爬满他孤独的外壳，灰尘再扎实地落上一层，这个过程就像一片绿叶落进一片树林、一滴水掉进河里一般自然。谁都不会想到或者注意在那一个万事万物都是新生的时节、一个狂热躁动的时代、一个书籍和学校比长安街上的灰尘还多的“文革”岁月，竟藏着掖着这样的一个“孤独”—比荒漠还空旷、比现代派戏剧还荒诞、比胡同深处的那些老宅子还破败的孤独。
然而，这世间还有比没有回声的孤独更可怕的东西吗？
又记：在2007年3月7日星期三晚，于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学教育频道的“人物”栏目，播出了对主持重修天安门的大木师傅—孙永林的专访，这位头发、眉毛、胡须都已变白的老人，对当年的这个绝密工程进行了不慌不忙地解密：原来，北京后来留下的几座老城楼之所以非拆不可，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在解决重修天安门所需的大量木材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因而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孙永林老人亲自参加了城楼的拆卸，他说，他们拆完西直门之后才发现其8米的柱长不够，而于1969年遇到历史上第三次重修的天安门，需要12米的柱长，老人说，没有办法，这些东西只能作劈柴用，而且，在拆西直门的过程中，发现就在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尽管当时的梁思成已经是见不得光的“牛鬼蛇神”，但他每天最关心的事就是这几件“壮举”的进行情况。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6）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您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去挨批呀？’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在传记中这么回忆道。
西直门的木头从百姓家的烟囱里飘出去了，东直门的楠木则被拖到了天安门，成了斗拱和檩子等其他的杂件。
人们嚷着：“天安门长高了！”老人的同事说，天安门长高了83公分。
赵朴初—竹影扫街尘不动（1）
一
赵朴初的静心佛堂设在南小栓胡同里。
南小栓胡同曾叫东拴马桩胡同，早年曾是吴佩孚养马的地方，胡同紧挨东绒线胡同，北靠长安西大街，从六部口朝南走不了几脚路便到南小栓了。南小栓胡同很小，赵朴初故居就在胡同当口的1号院，院门开在院子东南侧的拐角上，现在高高的门楼和院墙，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原大门和围墙倒塌后重新修建的。
这座四合院与北京普通的官舍并无二致，也是由前、中、后三进院落组成。进了大门沿门廊西拐，便是东院。天然植物构成的篱笆墙，使东院与中院形断意连，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照应。东院有两间屋子，外屋是赵朴初的小书房，里面一间是佛堂。佛堂虽小但如法如仪，正中供着一尊手持圆满印的卢舍那佛像，在大佛像下方的几案上，供奉着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