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堂冲刷干净。
王国维的学问，主要是通过私塾和课外自学打下了经史基础；到上海后，就读东文学社，为其后的“独学”打下了外语基础。他毕生的学术成就，则几乎完全是从“独学”中获得的。
正是这有些落寞的“独”，使王国维更清醒地悟到西方的伦理并不能给中国人以解脱“苦痛”的妙方，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苍蝇拍下，所谓“平等”、所谓“博爱”的理想不过是躲躲藏藏、鬼鬼祟祟的小可怜虫。
王国维与他同时代的严复、辜鸿铭等人，之所以由“变法维新”一变为“复古倒退”，由极端推崇“西洋学术”一变而倡导“东方文明”，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变化，其原因就在这里。王国维不愿充当“假洋鬼子”，他一生都拖着长长的辫子，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障眼术早已了然于心。“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治疗长在中国传统文化身上的毒瘤，只能以“毒”攻毒。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四面八方涌去，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同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志，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来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中又永远是孑然自处。”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当中对她所理解的中国人的描述。
这段描写，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吻合的：没有信仰的光芒涂在脸上、没有生活的欲望在眼睛里亮着，只有鸦片和烟叶才能促使他们的面目表情发生一点微妙的改变。
于是针对当时中国赌博成风、鸦片泛滥的社会颓败现象，王国维在《去毒篇》里调出了一剂解药—宗教与美术。他认为国民患病的原因，于国家，在于不修政治及教育不够普及；于国民，主要是其精神痛苦、空虚除鸦片以外，没有可以慰藉的东西。而国民自身的原因又占主要方面，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即便把全国的罂粟种全部烧掉，斩断了印度、南洋的运毒通道，也还是不能改变其民众的委靡。因此，要根除毒患，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提高国民文化和道德素质外，尤其要注意国民之感情。宗教与美术。前者适于下层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宗教可以给国民希望，美术可供国民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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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3）
“以宗教代鸦片”，于王国维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个人本来就不信任宗教。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至于美术，包括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等，尤其是文学，能给人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可以作为他们的“宗教”。
王国维对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斥责以文学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乃是对文学神圣的亵渎。他认为大文学家在精神领域的位置高于政治家：“生一百个政治家，不如生一个文学家！”他痛切地感到，在重政轻文，只求当世之用的功利驱使下，文学家无不成了俯首听命、唯唯诺诺的拍马屁的能人。
可是，他不是鲁迅，并不是他灵魂的痛苦之深不及鲁迅，而是他生就了和鲁迅截然不同的生命气质。他们其中一个在不同凡响的痛苦中走向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另一个在自虐自责的痛苦中没入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哲学。对于王国维来说，他手持最锋利的解剖刀、身边放置着最精妙的治疗仪器，可他却在为病人手术时迟疑、犹豫，甚至害怕得双手颤抖。他对时代提出的建议，只能是“建议”而已，他不可能将这“建议”转化为暴风骤雨的“干涉”式的行动。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鲁迅是幸福的，在那个时代中，他是无数人的导师、领袖和启蒙者，时代特意为他留出登高一呼、一呼百应的位置，给他一吐胸中不平之块垒的机会，可王国维只能像一只见不得光的地鼠，朝着自己的内心越来越黑暗的深处挖洞，最后千疮百孔的心坍塌了，成了安置自己的坟冢。
四
可他毕竟放不下眼前的花花世界，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人间”二字贯穿于文章的始终。《人间词话》甲稿61首，人间字18个；乙稿43首，人间字12个；迄于1908年所填111首词中，共有33个“人间”。王国维的词起于人间，最后又中止于人间。
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