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范畴，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这部典籍也全被付之一炬，基本失传。后世全凭民间爱好者的记忆，代代相传。到汉文帝时期，懂的这部典籍的只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济南伏生。就仅存这么一个硕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尚书》二十八篇﹐就是由他传下来的。
据传，这个伏生早年是秦朝博士﹐专治《尚书》。后来秦始皇焚书时，他将《尚书》残片藏匿于墙壁之中，躲过一劫。
汉朝废除《挟书律》后，其从壁中取出，亡失数十篇，仅得二十余篇。他捧着这部典籍，开始在齐鲁讲学。
然而，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对这部典籍感兴趣，关键原因在于大家都不懂，也没用处。因此，伏生捣鼓了很长时间，没几个人愿意听他讲课。
后来这件事引得朝廷的重视，刘恒下诏，征召能读《尚书》之人。可此时的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大爷，就他那老胳膊老腿，稍有颠簸，随时可能散架。没办法，刘恒又下诏书：征召愿意学习《尚书》之人。
太常相应领导号召，也出于职责范畴（太常负责礼仪，对典籍记载的传统习惯是应该知晓的），因此推荐自己的得力干将前去受业。这个得力干将就是晁错。
对晁错来说，这是一次镀金。因为就其随后的做为来看，《尚书》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在后世，真正把《尚书》传下来的，还是伏生的两个学生——济南张生和欧阳生。后来，《尚书》学发展为三家，即欧阳高建立的“欧阳氏学”，夏侯胜建立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学”。当然这是后话，也是一个很专业的学术理论范畴，我在此就不拿这方面说事了，况且也说不好。
晁错学成归来后，儒法贯通，学问大长，名声大长，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这让刘恒刮目相看。简直是个大才嘛，太常那里不用去了，去辅佐太子吧，捎带教他一点文化知识。就这样，晁错成了太子舍人，没多久后改为太子门大夫。
晁错的确也不是白给的，他很清楚自己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太子，就是将来的天子。在这里，不需要你干多少活，只要和太子关系处的好，将来就能前途无量。因此，进了太子府后，晁错颇有眼色、脚踏实地的待了几年。
况且晁错的口才好，能言善辩；懂的多，博古论今。一天到晚给太子将一些逸闻轶事，把这个储君唬得团团转。久而久之，太子大小事都和他商量，成了太子府的“智囊”。
期间，他发挥自己的写作功底，给太子刘启上了一书——《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他这一招，得到汉文帝赞赏，拜其为太子家令。
从这个岗位上开始启动，将会一步登天。
刘启对自己的“智囊”也格外关照，刚登基第二天，就为晁错找了份新工作——内史。这个岗位的职责可用一句话概括：奉王命策命臣下。也就是说，晁错水涨船高，成了皇帝家里的“管家”。
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二节 张释之的恐慌
张释之和邓通这两个人，性格迥异、行为迥异、习惯迥异，两个人互不感冒，因为张释之和丞相申屠嘉关系密切，而邓通和申屠嘉那是十足的“仇人”。
张释之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很有本事，执掌廷尉，为朝廷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且在朝廷里的威信很高，甚至连刚走红的周亚夫、前任廷尉王恬开等人，都和他的关系不错。这，远非邓通所能比的。
况且他也没多少钱，与邓通比起来可以称得上是个穷光蛋。
如果说邓通是反面教材的话，那张释之无疑是正面典型。
按理说，刘启弄死了邓通，张释之应该高兴才对。可他不但没高兴起来，反而有一些“兔死狐悲”的感觉，这两个八竿子打不到的人，却有了相似的心境。这真是难能可贵。
然而，若把这两个人认真做一对比的话，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他俩的出身很相似。都是富二代，老爹捐钱卖了郎官，送去京城镀金。只不过张释之进京的时间要早一些，具体说来就是邓通进京谋前程时，张释之已经背着“郎官”的身份在京城里混了十来年。
其二，他俩人在同一年觐见了刘恒。虽然两个人进京先后不同，但见到皇帝的日子还是比较相近的。邓通进宫没多久，就被刘恒召到了身边。而就在此时，张释之正准备卷铺盖走人，不过袁盎及时拽住了他，并把他引荐给了皇帝，从此其仕途之路一发而不可收拾。
其三，他俩人都深得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