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秦国也和列国一样嗤之以鼻。秦公不会看中儒家，至少有两个事实根据。其一，上大夫甘龙就是东方甘国的名儒，权力在嬴渠梁即位后却日渐萎缩。其二，秦国《求贤令》发出后，曾秘密要求在各国活动的密使，尽可能少的使儒家士子入秦。墨家呢？虽然是天下最简朴最勤奋最巧思最主张正义且最有实际战斗力的团体学派，但墨家的“息兵”和“兼爱非攻”两点为政主张，在任何一个战国都是行不通的。如果秦公要选墨家，可说最容易，因为墨家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以秦国南部大山为学派总院，和秦国大有渊源。
那么对法家呢？法家是战国变法的火炬。凡欲强国者必先变法，已经成为战国名士明君的热点话题。然则推行法家之学的根本前提，是国君的决心彻底与否？法行半途，不如不行。楚国的半途变法造成的不伦不类，正是最为惨痛的前车之鉴。秦公熟悉法家么？不熟悉。秦公喜欢法家么？不清楚。秦公能以法家为唯一的治国之道么？更不清楚。卫鞅清醒的知道，推行王道礼制，未必需要国君与主政大臣同心同德，只要国君不阻挠即可。而推行法制，则必须要国君支持，而且要坚定不移的支持，君臣始终要同心同德，否则，法令难以统一，变法难见成效。列国变法的道路，无一不铺满了鲜血。韩国申不害尚只是整肃吏治，已经是血雨腥风了，更何况天翻地覆的彻底变法？象秦国这样的赤贫国家，非强力法制无以拯救，法制推行如排山倒海，激起的回力亦是天摇地动，没有同心同德力挽狂澜的君臣相知，变法者自己就会被混乱的动荡无情的吞噬，谈何强国大志？
如何试探？卫鞅一时想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不能急躁。
秋风清凉，卫鞅耳边响起一个苍老旷远的声音，“计国事者，当审权量。说人主者，当审君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士虽有圣智，非揣摩细究，真情无所索之。此，谋之本也，说之法也。错其人，勿与语。此，名士择君之道。慎之，慎之。”
这是老师精研历代名士的成功与失败后归纳的《说君》。当初讲解时，卫鞅似懂非懂，惟强记在心而已。十年之后，当自己历经坎坷曲折而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刻，这段警语却油然浮上心头，使他顿时清凉醒悟——即或有圣者智慧，也当审视君情；要索得君主内心的真正选择，就必须揣摩细究反复试探；“错其人，勿与语”，若国君不是自己所持主张的当说之人，就不要对他陈述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名士选择君主的根本点。那么，自己该当如何试探秦公的真正抉择呢？
太阳落山了，卫鞅打马入城，来到内史景监的小院。
景监对卫鞅一直刻刻在心，多少次，景监都差点儿要对孝公讲出来，想到对卫鞅的承诺，竟硬是生生憋了回去。三个月来，各县不断派人报来士子们在县府的作为——共下秦地的九十九个士子，竟是八十多个滞留县府。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合理合法的理由，蹲在县府，搜集浏览所能见到的各种书简，思谋撰写自己的治秦对策。只有十余个士子到雍城附近的山村里看了看，回到县府便叫苦不迭，声称不给肉吃便要回栎阳招贤馆吃饱了再来。令景监感到欣慰的是，有个叫王轼的齐国士子，独身一人跑遍了秦中十县，虽然都在县府周围，但毕竟是深入民间乡野了，实在是凤毛麟角。当景监将王轼的情况禀报给国君时，孝公也很是高兴，笑着对他说：“这位先生颇有吃苦之心，回来再看看吧，若才学见识也可，就给他重任了。”景监实在忍不住，冒出来一句，“君上，定然还有出类拔萃者在后。”孝公大笑，“在后？在哪里？景监啊，我看也就是王轼了。该来的都来了，不来的永远也不会来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不让秦国强大，求贤令也就如此而已了。”在孝公的笑声中，景监分明看到了他眼中闪亮的泪光。景监感到揪心，可就是不敢再往下说，万一卫鞅……他不敢望下想，也不愿望下想，憋在心里又着急，只有三天两头向各县催问士子们动向，反复叮嘱不许漏掉一人。奇怪的是，始终没有任何一个县报来卫鞅这个名字，更别说动静了。
看看进入九月，风凉叶落，卫鞅还是泥牛入海，景监的心竟是越来越凉了。他一百个不愿意将卫鞅想成小人，不愿意想到他逃回了魏国。可是，他能到哪里去呢？深访山野，也不能一个县府都不去啊？出事了？跌入深谷了？恰恰遇上盗匪了？景监更是不信。他知道，卫鞅这种上品名士都是文武兼修的，寻常山险与匪贼也未必奈何得了他。且秦国虽穷，盗匪却是极少，丁壮都当了兵，谁去做盗匪？想来想去，还是不得不想到卫鞅逃回了魏国。景监每每在深夜长长的叹息，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