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的说，军功尚少，当初做嬴虔的前军副将和后来做卫鞅的卫尉，除了他的军旅才华、忠诚品行与奇计功劳，自然还有着朝野君臣对子车氏的怀念与歉疚在起作用。如果说，那是一种带有报应色彩的晋升，那么让他统率新军训练，则是实实在在的重任寄托。秦国再也不是靠世袭功劳过日子的时候了，没有才能，没有自己的功劳，就没有任何家族的荣耀与个人的光芒。在这种大争之世，车英能够拥有如此重要的功业机遇，如何能不激动感奋？
车英完全摆脱了老旧车战的路子，凭着他的兵家天赋与军旅磨练，开始了一丝不苟的新军立制与严酷的实战训练。
第一件事，车英在景监协助下，三个月内就完成了遴选将士、裁汰旧军的繁重任务。卫鞅向他们交代的策略是“裁旧编新，双管齐下”，以求最快的完成新旧交替，防止战事突然爆发。车英带着十名军吏，马不停蹄的跑遍了秦国所有的军营，一个个的挑选出两万余名官兵，又妥善接受了所有可用的军器辎重。其余的七万余名秦国老军，则全部交给景监的班子去安置。如此安排，竟在极短的三个月时间内，使一支新军胚胎初步形成，完成了从旧军的蜕变。这是山东六国根本无法想象的。
第二件事，从各县青壮中一举招募了两万多新兵。因为军功激励，应征者踊跃而来，大大超出。面对从军人潮，车英报卫鞅批准，定了两条军法：一，只招家有三丁以上者入伍，独生子、二子者纵然本领过人，也不招收。二，以魏国“武卒”的标准严格考选。
当时天下最著名的步兵，就是吴起时代训练出来的“魏武卒”。标准是身穿三层铠甲，头戴铁盔，腰佩阔身短剑，身背二十石强弩并带箭五十支，肩扛长矛一支，背三天干粮，日行一百里后尚能保持战力！单以甲胄与随身携带物事的重量论，大约就有五六十斤，更兼甲胄兵器皆是累赘长大之物，在全身挂满的情况下要健步如飞的日行百里，还要随时有剩余体力迎战，谈何容易！对于未经训练的壮丁，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车英的变通办法是：只考校体力与意志，凡能按以上要求披挂，日行一百里者就合格，不要求保持战力。如此一来，纵然秦国乃久负盛名的尚武之邦，也堪堪只选了两万名合格者。
第三件事，更新装备。战国时代的新军，主要标志是精铁的应用程度。铁骑、铁甲、铁兵器，都要上好的精铁打造，才能对铜兵保持绝对优势。当时天下铁山主要在韩国，所以韩国虽小，却有“劲韩”之名。秦国铁材匮乏，按照原来的十余万兵力计，秦国尚不可能建立一支“铁军”。然则兵力精简为五万，加上变法以来从山东各国流入秦国的铁材，却也可以勉力应付。卫鞅下令，除了农具，所有能够搜集到的铁器铁材一律上缴官署，全数交给车英的辎重营。一时间，秦国民间三户用一把菜刀，富裕人家仅有的牛车上的铁轮毂和宗庙的铁香炉，以及旧军遗留的少量铁兵器，都一起进了陈仓峡谷的兵器场。车英派一名得力副将，专司监造兵器、甲胄、马具。一年之间，峡谷中烟火彻夜不熄，皮囊鼓风恍若沉雷，叮当锤锻几乎淹没了刁斗之声。
这些事就绪后，车英才开始了真正的组军训练。
开端一把火，车英首先在军中遴选了一批年轻将领。依秦国军制爵位，伍长什长通常是最低级的“公士”爵位，“两长”（五伍一两，二十五人）通常为第二级“造士”爵位，百夫长一般是第三级“簪袅”爵位，这些都不能算军中将领。称“将”者，最低为千夫长，爵位通常是第四级“不更”，或是第五级“大夫”。
车战淘汰后，骑兵和步兵中的千人队乃战场厮杀的基本单元。千夫长就是军中最基层最中坚的将领层，他们通常都必须是四十岁以下的壮年或杰出青年。在千夫长这个将领阶层，没有“老将”之说。战国军制，千夫长便可以有大书姓氏的将旗号令，而千夫长以下的百夫长则不能有标名战旗。一国军队战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千夫长层的战术素质与胆略气质。因为即或是小型战场，千夫长也是冲锋陷阵的最直接指挥者。后来的《尉缭子兵法》云“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纵横天下”，说的也正是千人队作为基本单元的直接战斗作用。
车英起自行伍，也做过战车兵中等同于千夫长的“百车将”，自然深知千夫长的重要，所以他的遴选重点便是千夫长人选。三万骑兵需要三十名千夫长，两万步兵需要二十名千夫长，全部新军便是五十名千夫长。按照数字，秦军中原来的千夫长有一百多名。但由于战事频仍，来不及及时吐纳裁汰，所以大部分千夫长都已经成了四十岁以上的“老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