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长以及著名的村正。商鞅痛陈了黑林沟骤变的执法弊端，严厉重申了唯法是从的为政准则，当众宣示了对商於郡守降爵两级，以示惩戒。第三件，反复申明秦法保留封地的真实含义，宣示了自己对商於封地依法享用的“四不”定策：不收赋税，不建府邸，不行治权，不许商於官民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总而言之，商於十三县不享有任何超越秦国法律的特权，完全与秦国其他郡县一样。
商於十三县的官员、族长、村正，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这位“功盖管吴”的商君大良造，本想竭尽心力的为商君办点儿好事，将商於建成商君的永远退路。这在战国时代，乃是司空见惯的功臣现象，谁也不会感到奇怪。官吏庶民反倒是很愿意做贤明功臣的根基，因为这种功臣比国府更能给他们以保护和特权。齐国的孙膑劝田忌大力整饬封地，遇到危险时立即退守封地的策略，正是基于战国现实提出来的自保主张。后来的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正是在受到陷害时逃回封地才得以保全的。谁想商於人的这片赤诚之心，却被商鞅大大冷淡，还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商於山民虽然朴实憨厚拙于言辞，但心中却是雪亮，绝然能够掂量来真假虚实。在他们看来，商君虽然不近人情，但却是千古罕见的无私权臣。一个对天下最根本的财富——土地与民众都断然拒绝的人，山野之民自然是肃然起敬的。但不知为什么，商於官员与庶民，却也感到在这个人面前总有几分畏惧——你不能颂扬他，不能追随他，不能向他奉献激情，只能默默的看着他为国为民施展权力，将自己烧成灰烬。就象是上天派下人间救民于水火的神圣一般，人间的欲望烟火丝毫不能熏染他，丝毫不能改变他。对这样的神圣，宵小之民除了敬畏，连爱慕他的激情和为他献身的权利都不能有！
商於的官员民众终于沉默了，他们默默的接受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圣人。
三天后，商鞅走了。没有民众夹道送行，也没有官员饯行长亭。人们远远的看着他走马而去，就象看着尊神离开了喧嚣的尘寰。
商鞅却很是坦然。他喜欢“各司其事不相扰”这样的官民关系，很厌恶官扰民，也厌恶民扰官。在他看来，官员法外滋事就是官扰民，包括商於县令的滥施仁政。民众歌功颂德额外进献法外求助，就是民扰官。官扰民为害一方，民扰官却是为害天下。官民不相扰，才是一个法制成熟的良好状态。商鞅不可能知道，他的这种为政主张在秦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秦惠王、秦昭王，都曾经严厉处斩过为国王杀牛祝寿和歌功颂德的官员庶民。使秦国朝野在与战国争雄的一百六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清明、勤奋与悍勇，官员羞于沽名钓誉，民众羞于歌功颂德，举国唯法是从，人人惕厉自尊。否则，如何能以一敌六，并战而胜之统一华夏？
走马出得商南城，商鞅吩咐十名铁甲卫士从官道直回咸阳，给秦孝公呈上他对商於诸多事宜的处置奏报，他自己只留下荆南同行护卫。卫士将官很不放心，商鞅笑道：“回去吧，都是秦国土地，不会有事的。”便带着荆南走了。
出得山口，荆南连打手势询问去哪里？商鞅笑道：“去崤山，认识路么？”
荆南高兴的“噢”了一声，一抖马缰便向东南山地奔去。荆南高兴的是，整整十三年，商鞅终于要回崤山了！同时心中却又很是紧张，因为崤山毕竟是魏国本土，虽说眼下割让给了秦国，但山民肯定不会象老秦人那样教人放心。国君给商君派定的卫士，是一个精锐的千人骑队，千夫长由一员勇猛善战的骑兵偏将担任。秦孝公严令卫队将领“行必于卫鞅左右。卫鞅出事，全队皆斩！”可在收复河西以前，商君出巡所带的铁甲卫士，最多也只在两三百之间。河西班师后，商君将卫士千骑队全数交给了国尉车英，自己只留下十名。今日连这十名卫士也被遣回了咸阳，只有他一个担纲，荆南岂不紧张？不管自己对崤山地面有多熟，都得分外小心。荆南知道，商君其所以不北上由蓝田塬进入崤山，而走武关外向东南入崤山，除了这条路近一些外，商君还想再走一遍当年第一次踏勘秦国的老路，看看这片处于秦魏楚交界处的大山如何能建成秦国的形胜要塞。对于商君这个人来说，国事无处不在。荆南跟随商君二十年了，竟是想不起商君办过什么私事？连白雪姑娘都被搁置了十三年没有见面，遑论其他私事？看着商君一领白衣一匹红马，逍遥自在的走马山道，荆南就象自己有了喜事一般快慰。
山道崎岖，不能纵马。看看已经是日落西山，商鞅荆南才到达洛水上游的河谷。顺着洛水河谷走出二百余里再北上，便是崤山区域，即便夜间不停的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