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隐然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中原战国岂能甘心？他们盼望的，秦国新法能在君上之后改弦更张，盼望秦国的强大变成彗星，一闪而逝。而这改弦更张的希望何在？在太子，在储君。是以，七国特使之本意，不在探秦公之病情，而在探秦国之变数。确切言之，要探清太子之心。”商鞅以他一以贯之的风格，说得明晰透彻。
嬴驷由衷钦佩商君的深彻洞察与犀利言辞，自己觉得不好说清的东西，商君竟是三言两语便刀劈斧剁般料理开来，如此才华智慧确实旷古罕见！嬴驷频频点头，“商君是说，他们要看嬴驷能否将新法坚持下去？要看嬴驷是否有治国能力？”
“正是如此。”
“商君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置？”
“君上病体虚弱，不宜接见特使。以臣之见，当由太子出面，接见七国特使，臣陪同之。太子须得借机申明坚持新法国策之决心。否则，君上万一不测，六国极可能联合攻秦。”
“商君勿忧，嬴驷能做到。”
咸阳的国宾驿馆坐落在宫城外最宽阔的一条大街上。这条大街没有民居，没有商市，干净整洁，极有气魄。当初商鞅营造咸阳时，就对秦孝公提出“不拘周礼，营造大城，虑及后世，独步天下”的建都主张，将咸阳城建得宏大严谨，远远超过了周室的王城洛阳。
战国初期，虽然《周礼》早已经崩溃，但在城堡建造方面依然沿袭着《周礼》的基本定制。这种沿袭，虽然已经不再具有必须遵从的“王法”意义，而仅仅作为一种建筑传统被沿用，但也极大的束缚着人们对都会建造的创新。《周礼》中有一篇《考工记》，就是专门规定各级都会的建造规模及规划方式的。其中的《匠人营国》一节，详尽规定了天子都城（王城）与大小诸侯的都城以及卿大夫“采邑”（城堡）的建造规制：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
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这种都城建造（营国）的“王法”，对都城规模（方九里）、街道数目（九经九纬）、宽窄（王城街道并行九车，环城道路并行七车，野外道路并行五车）、宫城高度（宫门屋脊高五丈，宫殿屋脊高七丈，城墙高九丈）、等级规制（诸侯都城与天＇此贴涉嫌违规，请及时联系斑竹＇城大小同，诸侯都城的干道与王城的环城道路同，卿大夫的城堡街道与野外道路同）等都做了严格限制，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僭越”之罪。
春秋末期，天下诸侯对这种“王法”已经不屑一顾。齐国丞相管仲公然主张，都会之功能应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都会等级当以占地大小、人口多少来划分，万户之城即可称为“国”，千户之城即可成为“都”。这就是所谓的“万室之国”与“千室之都”。管仲还对建立国都提出了大违“王法”的自然地势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尽管这在观念上已经大大破了周礼“王法”，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一个诸侯国实施，包括齐国的临淄。
作为新建都城，咸阳充分体现了不拘“王法”的创新实践。
就地理形势而言，咸阳是广川在前，大山在后，水用足，沟防省，旱涝无忧。就规模而言，咸阳则大大超出了天子“方九里”的规模，更不用说诸侯都城的三五里城堡。咸阳城墙边长十里有余，达到了方四十里的宏伟规模。仅咸阳城南的白玉渭桥，就宽六丈余，长三百八十步，可并行九车。
咸阳城最特出的，还是城内布局的创新。创新的根本点是“成民之事”，而不再是“宣王之德”。咸阳城内划分了宫廷区、官署区、商市区、仓廪区、匠做区、国宅区、编户区、宗庙区等八个区域，将城内官民的居住部署得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商鞅对都城治理也极为严格，“弃灰于道者，刑”。正因为如此，城中街道宽阔，松柏常青，整肃洁净。车道、马道、人行道截然分开，井然有序。中原商贾与各国使节，一入咸阳便感到一种严整肃穆而又生机勃勃的强国气象，不由便肃然起敬。
这国宾驿馆，便建在国宅区内。所谓国宅区，便是大小官员和有爵贵族的府邸区域。这里街道宽阔，幽静整洁，车马长流，既不冷清也不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