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准备新君明日即位后便郑重呈送。即位大典的事，他已经交给了景监车英，不用亲自操持了。他要做的，是尽快善后，整理准备交接的官文，集中属于自己的典籍书卷，以备辞官后治学。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事都集中在书房，书房之外的善后完全用不着他操心。莹玉却觉得他未免太急，侄子刚刚即位，他这位姑父商君就要辞官，总有点儿不妥。商鞅只是笑笑，也不多说，只顾在书房里忙。
商鞅不好对莹玉明说的，是自己的那种异常感觉。
从嬴驷回到咸阳，商鞅就感到了这位太子和自己的疏离与陌生，尽管太子非常的尊重自己，见了自己恭敬得甚至超过了寻常官员。但正是这种“敬”，使商鞅感到了内心的“远”。商鞅虽不善从小处处人，但却善于从大处处人。譬如对待太子，商鞅在二十多年中，竟一直无从弥合他和少年嬴驷之间的伤口。按照常理，小嬴驷犯法理亏，商鞅只要多接触多开导，稍稍给“放逐”中的嬴驷一些照料抚慰，依嬴驷的悟性自悔，这种伤口当不难弥合。但商鞅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去做。他的严厉、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尽公无私、都不允许他这样做。在商鞅看来，一个做错了事的人若再去计较处罚他的人，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志存高远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头抚慰依法处置的罪人，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这个“罪人”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色。二十多年后，当商鞅敏锐觉察到这种“敬而远之”时，这种伤口已经成了难以填补的鸿沟。
对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商鞅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沟壑他看得很清楚。商鞅的过人处，正在于他不会在大局上迷失自己。留在国中，与新君貌合神离，上下不同心，岂能再创大业？况且，新君嬴驷已经完全成熟，自己这个“镇主”权臣留在国中，反倒多有不便。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临终前的嘱托——嬴驷能扶则扶，不能扶则商君自立为秦公——使商鞅处于一种微妙的难堪地位。这个嘱托是当众说的，大臣们都知道，商鞅也认为这是秦孝公的肺腑之言。论能力，论实力，论威望，论民意，商鞅都可以做到废嬴驷而自立。按商鞅的本色品格，也绝不会顾忌天下非议与旧贵族的骂声。假若嬴驷真的不堪重任，商鞅是会那样做的，而且毫不犹豫，做得干净利落。
但是，如今的嬴驷完全可担大任，且对新法一力维护，自己如何能因嬴驷与自己“不合”而发难？如果商鞅是一个以权力为第一生命的人，也许恰恰这个“不合”，便是发难的最大理由。但是，商鞅毕生追求的恰恰是功业，而不是权力。功业完成之后，仅仅为了保持权力而倾轧，何谈顶天立地之名士？既然认可了嬴驷，就应当为他开道，让他放开手脚去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明君岂怕找不到良才辅佐？留在国中，嬴驷坐立不安，非议也会纷至沓来，对自己不利事小，引起裂痕内乱事大。
商鞅辞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想引出那些神秘的影子。
除了秘密活动的公孙贾，商鞅对嬴虔和甘龙的死始终感到蹊跷，尤其在知道了秦孝公那次“元老宴”的真实意图之后，更是疑虑重重。假如这些“该死”者都没有死，他们显然是将希望寄托在嬴驷身上。难道这些人发现了什么？笃定嬴驷会支持他们？如果是这样，商鞅倒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什么。自己辞官，无疑会引得他们早日出来，若有不测，自己也来得及收拾。
次日清晨，刚刚举行完嬴驷的即位大典，商鞅就将辞官书交给了国府长史。
大典一结束，嬴驷没有接见任何大臣，就径自回到了书房。他不急于和任何人共商国是，他要看看动静，因为他嗅到了一股异常的味道——昨天夜里，他书案上突然出现了一卷没有具名的《请举遗民书》！方才，长史又呈来了商君的《辞官书》。他觉得应当好好想想，绝不能轻易动作。
宫中很空旷很冷落。公父的一拨旧人，嬴驷一个都没有用。象黑伯那样的老人，嬴驷觉得不放心，他们对公父的旧情太深了。黑伯在公父葬礼之后骤然衰老了，白发如霜，佝偻成一团，失魂落魄的在宫中到处转悠，被嬴驷派人送到终南山老太后那里去了。其余旧人一律集中在公父的那个院子里，等候重新分派。嬴驷从太子府带来的十几个内侍仆从，散布在这偌大宫中，竟是无声无息。好在嬴驷习惯了寂寞冷清，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要得整顺，那要慢慢调理，急躁只能坏事。
已是暮春初夏，白日虽然长了许多，但天还是不知不觉的黑了下来。嬴驷理清了自己的思绪，坐在灯下打开了那卷神秘的匿名上书，卷首赫然五个大字——请举遗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