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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磨练，他已经有了一个确定不移的约束：与官谋商，不涉政事。这一约束，来自与田单多年交往的阅历：商人一旦涉政，轻则影响对市利的判断，重则毁灭商家大业的根基。然则，要做旷世大商，不做官府生意便是空谈；要做官府生意，不与官员来往还是空谈；要与官员来往，不言及政事则几乎无从结交。这便是天下大商的共同路数：以牟利需要而接触官员，不期然言及政事，便渐渐地由浅入深生出来往之情谊，最终相互为援，皆大辉煌！然则，吕不韦却对这种路数大不以为然。大争之世，政无恒势，显官大臣最是动荡无常。此其时也，周流财货之商旅却是天下最需要的行道。举凡鏊兵大战，大臣官员便是肃杀换代之期，商人却是大发利市之时。两厢比较，以兴旺恒长之业，就动荡无常之道，岂非火中取栗？思谋揣摩之下，吕不韦便有了自己与显官权臣交往的独特方式：让利守信，不涉政务。这个“不涉”，大要有三：其一，洽谈商事单独晋见当事官员，绝不在官员与部属会商政事时晋见；其二，商事交接妥当便行告辞，绝不海阔天空；其三，谈商期间，官员若有即时公务，便即行告辞，约期另谈，绝不留场等候。多少年了，吕不韦都是以一贯之，在列国官场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持重干练，不起事端，轻利重义，商旅大士也！
可是，那日他竟留了下来，听完了平原君的全部说叨。
吕不韦突兀生出一个奇妙的评判——奇货可居，嬴异人也！
按照范雎的说法：这个嬴异人禀赋不差，然尚未加冠便做了“质使”，十余年过去，已经成了秦国弃儿；此子若无大变，或可立为安国君世子，以固安国君的太子地位。范雎介入此事，自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当初范雎主张老秦王仍然以安国君为太子，除了他自己与安国君交好这一根基，最硬实的理由便是：安国君有两子堪为众多王孙中的人才。如今，那个嬴傒已经被士仓断为“不堪”，安国君大起恐慌，只有密求范雎谋划。范雎多方思谋，便想到了托吕不韦打探嬴异人境况这条路子，以图了结此事。范雎一再向吕不韦申明：他对这个做了十二年人质的嬴异人不抱厚望，只要有个消息知会安国君即可，其余便交安国君自己决断，范雎决计不再陷入其中。那日范雎感慨良多，最后几句话竟是不胜唏嘘：“立嫡换代，风险难测也！老秦王尚遗忘此子，我与嬴异人素昧平生，若再度错举不堪之人，地下何颜面对老秦王矣！”基于此念，范雎托给吕不韦的事也实在不难：找到此人，查勘一番境况，接济救困，而后再将消息密书告知范雎，吕不韦便算完成了又一桩义举。
然则，吕不韦却有了完全不同于范雎的判断，最主要者便在三处：一则，老秦王非但没有遗忘这个王孙，恰恰是刻刻在心的一颗邦交棋子。吕不韦相信，作为邦交敌对方的赵国，平原君的评判比已经是局外人的范雎更准确。二则，嬴异人心志尚未全然泯灭，长期忍辱负重，隐隐然有能屈能伸之象。仅是这番阅历积淀的品性，也必然强于那个“不堪”的嬴傒。果真此子入得秦国，做安国君嫡世子便大有可能！三则，老秦王年近古稀，随时可能薨去，安国君五十有余，虚弱多病，也可能几年便去。如此看去，嬴异人由世子而太子而秦王，便绝不是一条不可预测风险的漫漫长路。以吕不韦之独特眼光，十年之期，大体可成。
果然如此，吕不韦前路何在？
每每如此一问，他便是猛然地一阵心跳！
功业之心，人皆有之。所不同者，因境况而异，功业目标便色色不同罢了。农夫以桑麻有成丰衣足食为功业，从军兵卒以执掌将军印信为功业，士子以入仕为官为功业，大臣以治国理民之政绩为功业，国君以称霸天下为功业，学派以践履信仰为功业，商旅以财富累积为功业……凡此等等，便酝酿成了蓬勃壮阔而又生生不息地天下大潮。大争之世，此其谓也。而所有这些五光十色的功业之举，都可以一言以蔽之——大我门庭，耀我族类！
若是没有与田单、鲁仲连的共事根基，若是没有因此而生出的长达十余年的兵器生意中与列国官府的往来周旋，也许吕不韦便不会有这种心跳，而只会奔天下第一大商而去，心无旁骛，无怨无悔。偏偏有了如此一番阅历，有了洞察官场的独特眼光，有了周旋官场的实际才干，骤遇可能使自己像田单一样步入庙堂的大机遇，心田便会突兀激荡起来。
商人纵是富甲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