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国？”父亲大是愣怔，“邦国焉得买卖？何谋之有？”
吕不韦字斟句酌道：“譬如，拥一新君，掌邦国大权。”
“……”父亲默然，良久，竹杖笃笃顿地，“如此谋国，其利万世不竭！”
吕不韦顿时如释重负，轻松笑道：“父亲明白若此，不韦便大我门庭，或可做一回范蠡、白圭般的国商。”
“业已选准利市？”
“奇货可居，惟待上路。”
“不韦呵，”父亲竹杖点着石板，“志固可嘉，风险却是太大也！”
“父亲说得对。”吕不韦悠然笑道，“谚云，商险在财，政险在身。以奔波之劳、情义之失、荡产之危为代价，而谋财货之利，商人之险也。以心志之累、终身毁誉、身家性命为代价，而谋定国之利，从政之险也。世无风险，雄杰安在？我吕氏积三世之力，累金巨万，便当有大图谋也！巨财小谋，岂非暴殄天物？大谋者，谋国为上。若不谋及天下苍生安危，不将吕氏一族刻于青史之上，我金价值何在？你我父子，又于心何安？”
父亲静静地倾听着，老眼中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彩，终是拍案长吁一气：“不韦呵，有志气！比父亲强。老父亲信你。纵然破财灭族，老父不悔也！”
“父亲……”吕不韦泪水盈眶，对着白发苍然的老父亲便是深深一躬。
此后几日，吕不韦便是沉沉大睡，日上三竿方起，用过饭便与等候在厅堂的族人们饮茶聚谈。三五日过去，家主们来遍了，厅堂没有等候者了，吕不韦便自己在庄中挨家拜会，族人完了便拜会田户工匠与仆役，一连月余，竟是忙碌得不沾家。进入腊月，终于将全庄人家走了一遍。大寒这日，吕不韦吩咐厨下在自己的小庭院备好了三案酒菜，特意请来了父亲与相里家老，备细说了自己走动月余所得知的诸多隐情，末了满腹感慨道：“吕庄生计，囿于卫国之迂腐旧制太深，与天下潮流远矣！不韦之见，吕庄之法须得有变，否则，吕氏一族终将生出祸乱也！”
吕不韦所说之生计，便是吕庄的“田商两分”现状。当此之时，天下已经是战国中后期，卫国却依然是井田旧制悠悠不变。由于吕氏族人是“国人”，便有着一份永远不变的“王田”——每户三百亩，不管你是否耕耘，这份根基之田都是世代承袭的。然则，吕氏族人户户为商，几百年下来，已经没有一人耕田了。田土是根基，虽然不耕，却也得占着。于是，吕氏族人便各自容纳了多少不等的逃亡隶农，来替代耕耘。这便是所谓的“附庸田户”。这些田户，原本大多是他国逃亡的奴隶，替主家耕田，自然只是求得吃饱穿暖而已，田中五谷所收，便悉数归于“国人”主家。若是浅尝辄止，似乎一切都是平和的天经地义的：逃亡隶农衣食无着，吕氏族人收留了他们，他们便理当为吕氏族人无偿耕耘；更何况，吕氏族人并无王族国人作威作福的恶习，善待隶农，与他们同庄而居，虽是贫富是天壤之别，却是比濮阳城内王族国人的田户强得多多了。然则，祸乱之根恰恰便在这里：濮阳王族国人的田户，大多是卫国残留下来的公田老隶农，终生无出国门，根本不知道天下大势潮流，认定了做牛做马便是隶农的天命；吕氏族人容留的逃亡奴隶却不一样，四海漂泊而来，对各国变法潮流与新田制大体上都能说叨得一二，留在吕庄，图得是卫国尚算太平，吕氏族人尚算宽厚；然则世事一旦有变，或起战端，或遇天灾，或是国事之乱，隶农们终究是了无牵挂抬脚便走，轻则逃亡一空，重则劫主造反入山为盗，如同楚国的盗跖军一般。生计旧制而致灭族之难，吕不韦所说的祸乱根源正在这里。
一席话说罢，父亲与老相里竟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少东说得是。”这次却是相里家老先开口，“族人皆商，户户累金百千，若果真有动荡之险，后果不堪矣！少东阅历甚丰，必有良策。”
父亲脸色少有的阴沉着：“事虽至大，也得看办法如何。”
“我意只在八个字：分买田劳，除人隶籍。”吕不韦拍着书案一字一顿，“分买田劳，是一体两事。其一，分买耕田。便是族人将耕田分出一半给田户，以目下田价之五成折算，卖给田户，许田户在十年之内以谷物劳役抵消。其二，此后，族人以田户代耕，须得出金买劳，如此两便。除人隶籍，便是将族人所握田户之隶籍证物悉数销毁，将老壮田户、隶籍仆役之身躯残留的印记悉数医治，不能医治者则掩盖，使田户仆役与我族人同为吕庄庶民。如此做去，祸根消除，吕氏必得平安也！”
“壮哉少东也！”老相里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