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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入夏，秦昭王都要在章台住得三两个月，轻车简从，一有大事便立即赶回咸阳。然则今年却是不同，非但兴师动众地迁去了王室直属的所有官署，且明诏朝野：太子嬴柱镇国，丞相蔡泽晋爵纲成君，开府总摄政事。诏令一发，咸阳老秦人便是纷纷揣测，然慑于“不得妄议国事”的法令，只能是私相窃窃罢了。
国事不明，国人议论不安，春秋战国谓之“国疑”。寻常多见者，大多是“主少国疑”，说得是幼主在位，国人便对朝局动向多有疑惑揣测。如秦昭王这般雄强君主在位，而使国中扑朔迷离者，却是当真少见。究其竟，在于秦昭王在位五十余年，目下已经是年逾七旬，如此明诏朝野，便大有临终善后的意味。大争之世，一代君王便是一代国命，其对庶民生计的作用无论如何估计都是不过分的，更兼太子的平庸孱弱朝野皆知，国人难免疑窦丛生。
老秦人窃窃私议，尚商坊却是响动大起。这尚商坊，是咸阳建城时特辟的山东六国商贾区，也是六国商人与游士学子在秦国聚居的坊区，赫赫然十余万人，超过了任何一个大都会的外国商旅，只有战国初期的魏国都城安邑与齐宣王时期的临淄可与之比肩。这尚商坊大商名士云集，议论国事全然战国奔放之风，火辣辣热腾腾以切中要害为能事。秦国每有大举，尚商坊便是一片议论一片忙碌。议论之要，便是传播消息辩驳根由论争对策。忙碌之要，却是向本国急发“义报”，警告预为应对。秦昭王明诏一发，尚商坊便有了一个惊人传闻——老秦王风瘫了！秦国要乱了！无论是酒肆客寓，还是行商坐贾，到处都是一片慷慨高声，话题也是惊人地一致：秦国势必衰落，山东该当如何？
风声很大，咸阳官府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既没有依秦国律法追查六国商人“妖言惑众”，也没有加强商旅关卡的盘查，更没有尚商坊传闻的大举动——封锁函谷关，课六国商人以重税，而后尽行驱赶六国商旅，从此闭关自守。如此旬日过去，六国商旅们虽大惑不解，却也不敢造次生事，竟是渐渐平静了下来。
便在这主老国疑国人惶惶之中，一支马队拥着一辆青铜传车出了咸阳，直向南山而来。尚商坊便又是一则传闻：谒者方车非时出城 ，老秦国必有异动！
却说这谒者传车进得南山河口，谷风习习凉爽宜人，湮没在遍山林木中的章台，更是一片清幽静谧。传车从林间大道进入章台石门，稳稳停在了长史官署廊下。长史大臣桓砾迎了过来，与谒者低声交接得几句，从谒者手中接过一只两尺见方的铜箱，便匆匆向秦王书房去了。方到长廊尽头，桓砾便见白发白须的老给事中向他摇了摇手，示意稍候片刻。两人都是老臣子了，只此一个手势便清楚：老秦王正在午眠。桓砾一句话不说，便肃立在廊下静候。
过得片时，便见书房大门无声滑开，一个少年内侍走出来向老给事中一点头便去了。给事中又向桓砾一招手，接着便是长声一呼：“长史桓砾晋见——”
书房隐隐传来一声苍老的咳嗽，桓砾抱着铜箱便走了进去。
章台的王书房原本宽大简约，除了高大耸立的红木书架，便是几张厚重宏阔的书案。而今，这王书房却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两进连环，里间做寝室，外间是书房，中间立着一面黑沉沉的大木屏；纵然寝室近在咫尺，书架环立三面的中央空阔处，还是有一张可坐可卧的特大木榻；木榻前一张长大的书案，案上竹简码成了一道连绵“文山”。隐隐之间，竟说不清是寝室还是书房。自进章台，古稀之年的秦昭王便始终半卧在那张长大木榻上，时睡时醒，一切都是断断续续没有任何定准，桓砾与老给事中的弓弦便始终绷得紧紧的。
国君的随行官署有两大系统：一为长史署，是国君处置国务及直属财政的官吏系统，后世一度演变为中书省；二为给事中署，是以内侍机构为中心的国君生活官署。不管国君走到哪里，这两套人马都是随行跟进的。所不同的是，秦昭王往年出巡或章台避暑，都只带两署的几名干练吏员，主管大臣长史与给事中倒未必跟随。这次却是不同，非但两套官署全数随行，且事先对章台做了一番大大的修葺改建。这修葺改建，却是王室尚坊直奉老秦王诏令秘密进行的，长史与给事中两位贴身大臣都未曾预闻。便是悉数官署随迁章台，桓砾也只是在临行前三日，才从老秦王口诏得知的。
已经做了二十余年长史，种种密动迹象已经使桓砾有了一个明晰判断：老秦王必有特异之变，要长住章台了。究竟何变？桓砾自然有所揣测，但未奉告知，却也决然不能说破。进得章台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