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 吕不韦的疏导倍显艰难
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的冬天，一场骇人的大雪冻结了秦国。
虽说国丧与新君即位两件大事都赶在大雪之前完结了，除了蒙骜一班大将尚在晋阳善后，大局可谓初定。然则便在此时，秦国朝野却更显不安。深秋暴雨接着初冬暴雪，任你如何拆解都不是好兆头。老秦人素来只奉法令不信传言，但不可能不敬畏神秘莫测的上天。天有如此异数，老秦人自然要惴惴不安地揣测议论了。依照寻常庶民也大体晓得一二的阴阳占候之说，秦庄襄王盛年猝死已经应了寒秋雷暴之兆，应了便是破了，本当无须在心；一场一夜塞门的暴雪纵然怪异骇人，也无非是预兆新君即位步履惟艰而已，在危局频发的战国之世，此等坎坷预兆实在不值得惴惴于心。真正令老秦人不安者，在于那场昼夜雷电暴雨之后旬日不散的一场弥天大雾！依据阴阳家的占候说：天地霾，君臣乖；凡大雾四合，昼昏不见人，积日不散者，政邪国破强横灭门之兆也！新君少年即位，其强悍秉性与卓绝见识却大非少年所当有，如此一个新秦王，完全可能与吕不韦这等宽严有度的摄政大臣格格不入。果真君臣乖而政风邪，秦国岂非要大乱了？秦政乱而六国复仇，老秦人岂非家家都是灭门之祸？如此想去，人人生发，各种揣测议论便在窝冬燎炉旁汇聚流淌随着商旅行人弥漫了城池山野，一时竟成“国疑”之势！
这便是君主制特有的重大政治危机之一——主少国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权力法则。不同的权力法则导致了不同的权力现象。君主制下，有两种权力现象所导致的政治危机最为严重：其一是强君暮政，其二便是主少国疑。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权力突变都发生在这两种危机时期。强君暮政之危，因暮年强君行踪神秘而导致阴谋风行，最易使奸邪丛生竖宦当道，终致身后乱政国力大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所有强势君主，无一例外地都曾经面临暮政危局，暮年清醒而能有效防止身后乱政者鲜有其人！仅以春秋战国论，赫赫霸主齐桓公姜小白，战国雄主赵武灵王、齐威王、燕昭王、秦昭王以及后来的秦始皇，都曾经在暮政之期导致重大危机。其中惟有秦昭王在六十岁之后虽不乏神秘然终不失清醒，在外有六国反攻内有权力纷争的情势下保持了秦国的强势地位与平稳交接，诚属难能可贵也！主少国疑却是另一种危机——主少必弱，最易强臣崛起而生出逼宫之乱！自古大奸巨恶，十有八九都滋生于少主之期。自夏商周三代伊始以至春秋战国乃至其后两千余年，主少国疑之危远多于强君暮政之危。原因只有一个，强君雄主毕竟是凤毛麟角不世出，而少主即位却是频频可见且无法避免。西周初年周成王少年即位而举国流言四起，终于酿成了祸及天下的内外勾连大叛乱，是“主少国疑”危局的最早典型。正是这种反复发作的政治痼疾，沉淀成了一则令人心惊肉跳的危局箴言：“主少必有强臣出，国疑则有乱象生！”
残酷的历史结论是：强君暮政导致的危局是震荡性的，主少国疑导致的危局则是颠覆性的！就实而论，后者为害之烈远远大于前者。
如今恰是少主临朝而强臣在国，老秦人如何不惴惴惶惶？
这一切吕不韦都很清楚，清楚弥漫朝野的流言，也清楚该如何应对。
国丧完毕，新君即位大典的前三日，吕不韦便搬出了王城东偏殿的外书房，回署丞相府总理政务。老长史桓砾与中车府令一齐反对，也没能挡住吕不韦搬出。吕不韦只有一句话：“万事宜常态，非常之法不能久也！”明智勤谨的老桓砾已经做了近三十年的长史，执掌国君书房事务已伴过了三代秦王，对君臣衡平之微妙处自然入木三分，见吕不韦执意要去，叹息一声也不再反对了。及至案头收拾就绪交接完毕，老桓砾却坚持将吕不韦殷殷送到了车马场。吕不韦将要登车之时，老桓砾终是低声问了一句：“在下已见老疾，欲辞官隐去，文信侯以为可否？”吕不韦顿时愣怔，思忖片刻反问道：“新君即位而长史辞官，大人以为妥否？”老桓砾便是忧戚一叹：“老朽居中枢已久，非常态矣！”吕不韦不禁一笑随即正色道：“大人既问，恕我直言：主少国疑之时，枢要大臣宜静不宜动；只要秦王不以我等为不堪，大人便当常态居官，无思异动也！”老桓砾连忙惶恐一礼：“老朽与文信侯如何比肩？文信侯言重也！”“老哥哥差矣！”吕不韦慨然一拍车轼，“同朝事国，纵事权各异，何碍戮力同心？数年之后秦王有成，换代之时我与老哥哥一同辞官如何？”“文信侯！”老桓砾一声哽咽，大袖遮面竟匆匆去了。
三日之后，咸阳宫正殿举行了隆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