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之说。益水者，可用之水也。盖大川巨泽浩洋不息，水患频仍，耕耘渔猎者常有灭顶之灾。是故，大水周边人烟稀少，遂成蛮荒山林。显然，在人口稀少的农耕时代，水太多是没有益处的。譬如楚国，大泽连天江川纵横，仅仅一个云梦泽，便相当于中原几十个诸侯国。吞并吴越两国之后，楚国广袤及于岭南，国土之大几乎与整个北中国相差无几。然则，楚国虽大，富庶根基之地却只在江淮之间，国力反倒不如中原大国。究其因由，高山层叠阻隔水道，江河湖泊聚相碰撞，以致水患多发，人力远不足以克之，水乡泽国遂多成荒僻渔猎之地，能够稳定聚集财富的农耕沃土倒是很少很少。反之，当时的大河流域却已经是益水之地了。自大禹治水疏河入海，大河水系便相对平稳下来。百川归河，河入大海，没有出路的横冲直撞的盲流大水不复见矣。由此水患大减，航道开启，沃野可耕之地大增。于是，大河流域才有了井田铺排，城池多建，村畴连绵，成了华夏文明的生发凝聚之地。
但是，尽管大河流域已成益水之地，水患却依然多发，各国想得最多的仍然是“防川”。天下水家水工，终生揣摩效力者，依旧是如何消除水患。所谓治水，依旧是以消弭河流泛滥为第一要务，灌溉与开通航运尚在其次。截至战国中期，无论是楚国的汉水过郢，还是魏国的引漳入邺、引河通淮（鸿沟），或是秦国的蜀中都江堰，其起始宗旨无一不是防备江河泛滥。
也就是说，对缺水灾难的防备，尚远远没有引起天下关注。
抗御干旱，还远远没有成为战国之世的水利大题目。
其时也，秦人最是笃信“益水”之说。举凡老秦人，都念得几句《易》辞：“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战国之世，盛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国运说。秦人自命水德水运，色尚黑。其间，固然有阴阳家的推演论证，但究其根本，无疑是老秦人的益水崇拜所生发。就天下水势而言，秦国之益水丰盛冠绝一时，实在是得利大焉。战国中期，秦国领土已有五个方千里方千里，先秦计算国土之单位。以现代方式换算，一个方千里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五个方千里便是一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大体是当时整个华夏的四五分之一。以地理形势论，这五个方千里大体由六大块构成：关中平原、陇西山地、河西高原、巴蜀两郡、汉水南郡、河东河内。在当时，这六大区域都是土地肥沃水流合用林木茂密草原肥美之地，可耕可采，可渔可猎，没有一地水患频仍民不聊生。
秦国腹地的关中平原，更是得天独厚的益水区域。老秦人谚云：“九水十八池，东西八百里。”说的便是关中益水之丰饶，山川之形胜。所谓九水：渭水、泾水、沣水、洛水、灞水、浐水、滈水、潏水、涝水。这九水，都是带有支流的滔滔大水，若是连同支流分流在内，秦川的大小河流无论如何在五七十条之多。秦国划县，素有“县各有山有水”之说，可见秦川河流湖泊之均衡丰盛。所谓十八池，是分布在八百里秦川的十八片大小湖泊，由西而东数去：牛首池、西陂池、鹤池、盘池、冰池、滈池、兰池、初池、糜池、蒯池、郎池、积草池、当路池、洪陂池、东陂池、苇埔、美陂、樵获池。唯其河流如织湖泊点点，秦川自古便有“陆海”之名。直到西汉，尚有名士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云：“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池窈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活画出河流湖泊在关中村野城池间交织出的一幅山水长卷，况乎秦时？
益水丰厚，沃野可耕，被山带河，兵戈难侵。这便是秦川。
唯其得天独厚，故自三皇五帝以来，关中便是天下公认的形胜之地。这里悠悠然滋生了以深厚耕稼传统为根基的创造礼制文明的周人，也轰轰然成长了半农半牧最终以农战法制文明震慑天下的秦人。在中国文明的前三千年历史上，一地接连滋生出中华两大主流文明，实在是绝无仅有，天地异数。拜天地厚赐，秦川本该早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大富之区。然则，及至战国后期的秦王嬴政即位，秦川还远远不是天下首富之地。东，不及齐国临淄的滨海地区。南，不及楚国的淮水两岸。中，不及魏国的大梁平原。若非秦国多有战胜，从山东六国源源不断地夺取财富人口，仅靠自身产出，实不足以称雄称富于天下。
其间因由，在于秦川还有两害：白毛碱滩，近水旱田。
河流交错，池陂浸渍，秦川的低洼积水地带往往生成一片片奇特的盐碱地。终年渍水，久湿成卤，地皮浸出白生生碱花，夏秋一片汪洋，冬春白尘蔽日，种五谷不出一苗，野草蓬蒿芦苇却生得莽莽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