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头，殷殷看着嬴政一行的背影消逝在茫茫山林。
三、法不可弃 民不可伤
嬴政一行出得中山背后的民工营地，正遇兼程赶来的蒙恬马队。嬴政没有多说，一挥手吩咐出山，连夜回到了咸阳。一进书房回廊，嬴政撂下马鞭一阵快捷利落地吩咐：“长史立即召大田令太仓令前来议事。蒙恬不用走，留下参酌。小高子快马赶赴泾水河渠，讨李斯一句回话：今夏赋税，该当如何处置？我去冷水冲洗一下，片刻便来书房。蒙恬等我。”
一连串说完，嬴政的身影已经拐过了通向浴房的长廊。
蒙恬独坐书房，看着侍女煮茶，心头总是一动一动地跳。
在秦国朝野的目光中，王翦、蒙恬、王绾、李斯是年青秦王的四根支柱，其中尤以蒙恬被朝野视为秦王腹心。王翦是显然的上将军人选，被秦王尊以师礼，是新朝骨干无疑。可王翦秉性厚重，又有三分恬淡，加以常在军营，所以很少与闻某些特异的机密大事。朝野看去，王翦便多了几分外臣意味。王绾执掌王室事务，是国君政务行止的直接操持者，自然也是最多与闻机密的枢要大臣。可是，王绾长于理事，见识谋略稍逊一筹，对秦王的实际影响力不大。更有一样，王绾执掌过于近王，有些特异的大事反倒不便出面，其斡旋伸展之力，自然便要差得些许。李斯出类拔萃，可新入秦国不久，又兼曾经是吕不韦门客舍人，正在奋力任事的淘洗之中，堪托重任而决断长策，一时却不太适宜与闻机密。只有蒙恬，论根基论才学论见识论胆魄论文武兼备，样样出色。甚至论功劳，目下的蒙恬也是以“急国难，息内乱”为朝野瞩目。而这两样，恰恰都是邦国危难的特异时刻的特异大事，事事密谋，处处历险，必得堪托生死者方得共事。譬如消解吕不韦权力这样的特异大事，谁都不好对吕不韦公然发难，只有蒙恬可担此重任。更有一处别人无法比拟，蒙恬是秦王嬴政的少年挚友，两小无猜，互相欣赏互相激励，说是心贴心也不为过。年青的秦王见事极快，决事做事雷厉风行，自然便有着才士不可避免的暴躁激烈。可是，秦王从来不屈士，对才学见识之士的尊崇朝野有目共睹。只有对蒙恬，秦王可以不高兴便有脸色，时不时还骂两句粗话。当然，蒙恬也不会因为年青秦王的脸色好坏而改变自己的见解，该争者蒙恬照争，该说者蒙恬照说。因由只有一个，自从蒙恬在大父蒙骜的病榻前自承“决意与他相始终”的那一日起，蒙恬的命运，甚至整个蒙氏家族的命运，便与嬴政的命运永远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但遇大事，蒙恬不能违心，不能误事。
今日，蒙恬却犯难了。
赋税之事，是邦国第一要务。秦王方从泾水归来，一身风尘便提起此事，分明是秦王对今岁赋税刻刻在心。秦王在泾水不见李斯，回来后却立即派赵高飞马讨李斯主意，除了不想干扰正在紧急关头的李斯，分明便是秦王对今岁的赋税如何处置，心下尚没有定见。那么，蒙恬有定见么？也没有。蒙恬只明白一点，今岁赋税处置不当，秦国很可能发生真正的动荡，泾水河渠工程中途瓦解也未可知。
今岁赋税之特异，在于三处。
一则，荒年无收，秦国腹地庶民事实上无法完赋完税。二则，秦法不救灾，自然也不会在灾年免除赋税；以往些小零碎天灾，庶民以赋（工役）顶税，法令也是许可的；然则，今次天下跨年大旱，整个秦川与河西高原的北地、上郡几十个县都是几乎颗粒无收，庶民百余万已经大上泾水河渠，赋役顶税也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秦国法令所允许的消解荒年赋税的办法，已经没有了，除非再破秦法。三则，中原魏赵韩也是大旱跨年，三国早早都在去冬已经下令免除了今岁赋税，之后都汹汹然看着秦国；而秦国，在开春之后还没有关于今岁赋税的王令，对国人，对天下，分明都颇显难堪。
三难归一，轴心在秦法与实情大势的冲突。也就是说，要免除赋税，得再破秦法；不免除赋税，又违背民情大势；而这两者，又恰恰都是不能违背的要害所在。更有一层，年青的秦王嬴政与一班新锐干员，其立足之政略根基，正是坚持秦法而否定吕不韦的宽刑缓政。要免除赋税，岂不恰恰证明了《吕氏春秋》作为秦国政略长策的合理性？岂不恰恰证明了吕不韦宽政缓刑的必要性？假如秦王嬴政与一班新锐干员自己证明了这一点，先前问罪吕不韦的种种雄辩之辞，岂非荒诞之极？用老秦人的结实话说，自己扇自己耳巴子！可是，不这样做而执意坚守秦法，庶民汹汹，天下汹汹，秦王新政岂不是流于泡影？六国若借秦人怨声载道而打起吊民伐罪的旗号，重新合纵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