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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尉缭子》令嬴政激奋不能自已者，恰在于它是一部王者兵书。
自来兵书，凡涉用兵大道，不可能不涉及君王。如《孙子·始计篇》、《吴子·图国篇》等，然毕竟寥寥数语，不可能对国家用兵法则有深彻论述。《尉缭子》显然不同，全书二十四篇，第一卷前四篇专门论述国家兵道，实际便是君王用兵的根基谋划；其后二十篇具体兵道，也时时可见涉及庙堂运筹之总体论断，堪称史无前例的一部王者兵书。嬴政读书历来认真，边读边录，一遍读过，几张羊皮纸已经写满。《尉缭子》的精辟处已经被他悉数摘出归纳，统以“王谋兵事”四字，所列都是《尉缭子》出新之处：
王谋兵事第一：战事胜负在人事，不在天官阴阳之学。
这是《尉缭子》不同于所有兵书的根本点——王者治军，必以人事为根基，不能以占卜星相等神秘邪说选将治兵或预测胜负。其所列举的事例，是第一代尉缭与魏惠王的答问。嬴政在旁批曰：“笃信鬼神，谋兵大忌也。君王以鬼神事决将运兵而能胜者，未尝闻也！恒当戒之。”嬴政认定，这一点对于君王比对于将领更为重要。将领身处战场，纵然相信某些望气相地等等征候神秘之学，毕竟只关乎一战成败。君王若笃信天象鬼神之说，则关乎根本目标。譬如武王伐纣，天作惊雷闪电，太卜占为不吉，臣下纷纷主张休兵；其时太公姜尚冲进太庙踩碎龟甲，并慷慨大呼：“吊民伐罪，天下大道，何求于朽骨！”武王立即醒悟，决然当即发兵。若非如此，大约“汤武革命”便要少去一个武王了。唯其如此，君王一旦笃信神秘之学，一切务实之道都将无法实施。所以，立足人事乃君王务兵之根基。
王谋兵事第二：兵胜于朝廷。
《尉缭子》反复陈述的邦国兵道是：治军以富国为先，国不富而军不威。“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显然，这绝不是战阵将军视野之内的兵事，而是邦国成军的根本国策，是以君王为轴心的庙堂之算。也就是说，朝廷谋兵的最高运筹是：国富民强，不战而威慑天下，不得已而求战阵。故此，一国能常胜，首先是朝廷总体谋划之胜。
王谋兵事第三：不赖外援，自强而战。
春秋战国多相互攻伐，列国遇危求援而最终往往受制于人，遂成司空见惯之恶习。《尉缭子》以为，这种依赖援兵的恶癖导致了诸多邦国不思自强的痼疾。是以，尉缭提出了一个寻常兵家根本不会涉及的论断：量国之力而战，不求外援，更不受制于人。嬴政特意抄录了《尉缭子》这段话：“今国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为十万，实则数万。且（发兵之先）其君无不嘱其将：‘援兵不齐，毋做头阵先战。’其实，（援兵）终究不力战……（纵然）天下诸国助我战，何能昭吾士气哉！”而求援与否、援兵出动之条件及对援兵的依赖程度，也是庙堂君王之决策，并非战场将领之谋划。嬴政在旁批下了大大十六个字：“量力而战，是谓自强，国不自强，天亦无算！”
王谋兵事第四：农战法治为治兵之本。
嬴政读《尉缭子·制谈第三》，连连拍案赞叹：“此说直是商君治兵也！大哉大哉！”嬴政所赞叹的，是尉缭子明确拥戴商鞅的农战法治论。嬴政自己是《商君书》与商君秦法的忠实追随者，对尉缭的论说自然大大生出共鸣。《尉缭子》云：“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我号令，明我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尉缭之论，明确两点：一是依法治军，是为形式；一是重农重战，是为治军基础。天下自有甲兵，便有军法，任何国家任何大军皆然。但是，自觉地将军法与邦国变法融为一体推行者，寥寥矣！至少在战国兵家著述中，尉缭子史无前例。嬴政感喟不已，在旁批下两行大字：“如此国策，将军不能也，唯庙堂朝廷能行也，宁非君道哉！”
王谋兵事第五：民为兵事之本，战威之源。
自有兵家，鲜有将民众纳入战事谋划视野者。这一点，也是尉缭子开了天下先河。“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