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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孤愤》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谓之四助五胜。四助是：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门客学士之助。之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当道者擅枢要，则内外为之用。”有权力结交诸侯，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故有这四种助力。五胜是：一为官爵贵重，二为朋党众多，三为得朝臣多数，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辩护）；五为得君王爱信。与当道者相比，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一官爵低（处势卑贱），二无党附（无党孤特），三朝野居少数（反主意与同好争，一口与一国争），四缺乏故交根基（新旅与习故争），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疏远与近爱信争）。
其三，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逆主上），只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世族贵胄以祖制问罪），必死于私剑（刺客）。
其四，变法之士必为牺牲，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之壮烈，揭示了这种壮烈的根本缘由。变法之士者，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宁变法而死，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
最后，《孤愤》对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变法之难，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国之不亡者鲜矣！变法之士，孤存孤战。基于此，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其最要紧的有两条：一则，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更不能凭亲信议论评判变法之士。“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更不以枉法为治……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毁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士之吏废。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二则，君主与权臣的利害不同，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杜绝贤路、惑主败法之罪行，否则无以变法。“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昭昭《孤愤》，变法家牺牲之祭文也！
烈烈《孤愤》，变法家命运预言书也！
这便是韩非，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时世，自囚深居而思通万里烛照天下，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化为煌煌阳谋，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权力场运行的永恒铁则。一部《韩非子》，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绌，直是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弗利之《君王论》，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而立。其深刻明彻，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严，其激越犀利，其狰狞诡谲，其神秘灵异，其华彩雄辩，其生动谐趣，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丰碑，无不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韩非子》之命运，如同其《孤愤》所揭示的变法家的命运一样：在一个变法为主流的时代，他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在迂阔守成的时代，他却被传统学派一代又一代地诅咒着谩骂着，不能以公法灭其学，则必以口诛笔伐追诬其人，追诛其心。然则，不管如何咒骂，《韩非子》都始终是权力场中无以替代的法则，一切当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后世有学人冯振，曾云：“《韩非子》乃药石中烈者，沉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不当，立可杀人！虽知医者，凛凛乎其慎之！”这是后话。
那一夜，嬴政不能安眠，老酒一爵爵地饮，浑然不知其味。
五更鸡鸣，嬴政长吁一声：“嗟乎！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次日清晨，嬴政立即召来李斯与姚贾，事由只一句话：“无论何法，务求韩非入秦。”两人一阵思忖，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韩国力邀韩非，姚贾却不以为然。姚贾说：“韩非能否入秦，既在韩非，更在韩王。姚贾知韩甚深，对韩非亦有种种查勘。姚贾以为，若以求贤之心邀韩非，韩非必然拒绝；只有以威势压韩王，以韩王压韩非，韩非或可入秦。长史入韩，着力处只能是韩非，对韩王这般谋术成癖之小人国君，只怕力有不逮也！”李斯笑道：“韩王固小人也，足下何以克之？”姚贾答曰：“善术之小人，唯认威慑，岂有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