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质，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而族性传统之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的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二字。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厥说屠岸贾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在古典政治中，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妄杀之风滥觞，在国家庙堂，是无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这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乱痼疾，这是后话，容在秦帝国灭亡之后探讨。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是故，赵部族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大略回顾赵部族的乱政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赵秦部族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大业即皋陶，见沈长云等《赵国史稿》之考证。。第二代族领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时代，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结成轴心盟约，发动并完成了远古治水的伟大事业。治水之后，大禹建立了夏王国。已经明确为大禹继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启密谋处置，不知所终。由此，赵秦部族与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终夏之世，赵秦部族不参夏政，游离于夏王国主流社会之外而独立耕耘渔猎。夏末之世，商部族发动联络各部族灭夏，赵秦部族立即呼应，加入反夏大军并在鸣条之战中与商部族联合灭夏。其后，赵秦部族便成为商王国的方国诸侯之一。在商王国时代，赵秦部族两分：其中主力一支以飞廉、恶来父子为先后首领，成为商王国镇守西陲的方国部族；一支仍居中原腹地。随着周武革命而灭商，赵秦部族的两支力量分开了。镇守西陲的一支因忠于商王国而疏远周王国，远避戎狄聚居的陇西地带独立耕牧，这便是后来的秦部族。仍居中原腹地的一支，却因相对臣服周王国，其首领造父成为周穆王的王车驭手据史家考证，王车驭手地位很高，等同于大臣，并非寻常匠技庶人。，后来因功封于赵城，于是演变为周室功臣的赵部族。
西周末期，秦赵两部族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颠倒：秦部族应周太子（周平王）之邀，浴血奋战杀败戎狄平定镐京之乱，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赵部族却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蜗居晋地的寻常部族。
以上之赵氏历史，可称为先赵时期。
春秋（东周）中期，赵部族在晋国渐渐发展起来。及至赵衰、赵盾两世，由于辅佐晋文公霸业极为得力，赵氏部族崛起为晋国的掌军部族。从赵盾时期开始，赵氏部族成为晋国的权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