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身为秦王赢政之世的秦国上将军，王翦的天下之心，已经超越了前代的司马错与白起。也就是说，王翦筹划秦国征战，已经不再是司马错白起时期的攻城略地之战，而是一统天下的灭国之战了。以战国话语说，此乃长策大略之别也。用今人话语说，这是战争所达成的政治目标的不同。
目标不同，必然决定着战争方式的不同。
从大处说，这种不同主要在于三处：其一，攻城下地而不坏敌国。此前，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国间的所有战事，都带有破坏敌国根基的使命。司马错破六国合纵，焚毁天下第一粮仓敖仓；白起攻楚，火烧彝陵；乐毅破齐，尽掠齐国财货……凡此等等，皆为战国兵争之典型也。从战事角度说，这种仗顾忌少，得利明显，在同样条件下好打许多。而王翦麾下的今日秦军则不然，所攻邦国的城池土地人民，实际便是日后与自己同处一个国家的城池土地人民。如此，自然不能无所顾忌地烧杀抢掠。此等不同，必然须得以改变种种战法，并重新建立军法，来实现这种由掠夺战向灭国战的转变，其中艰难，自不待言。
其二，击溃敌军，而未必全歼敌军。秦为耕战之国，以斩首记功的律法，已经延续一百余年。此等律法之基础，固然在于激励士卒战心，同时，也在强烈地强调一种战法——完全彻底的斩首歼灭战！长平大战，白起大军一举摧毁赵军五十余万，俘获二十余万而坑杀之。其根本，深藏在这种全歼敌军的酷烈战法之中。而今日秦军，却不能如此了。理由只有一个，所有作战国的军兵人口，都将是秦国臣民，都将是未来一统大国的可贵人力，恣意杀戮，只能适得其反，给未来一统大国留下无穷后患。这一变化，对素以斩首歼灭战为根基的秦军，其难度是异常巨大的。
其三，不能避战，必须求战。历来战事，多以种种因素决定能否开战。若对己方不利，则应多方寻求避战。然则，一统天下之战不同，无论敌国是否好打，都必须打。不能摧毁敌国之抵抗力，则敌国必然不会自己降服。唯其如此，不经大战而能灭国，亘古未闻也！兵法所云之“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在相互对抗的局部战事中，这是有可能实现的。譬如以强兵压境，迫使对方不敢大战而割地求和等等。然在灭国之战中，事实上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国家灭亡而又企图使其放弃最后的抵抗，至少，亘古至今尚无成例。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不战而能一统天下者，而只有经过真实较量打出来的一统天下。
在秦国君臣之中，可以说，王翦是第一个清醒地看到这种种不同的。
“灭国必战，战而有度。”这是王翦对大将们宣示的八字方略。
自灭赵大战之后，王翦已经是天下公认的名将了。作为战国兵家的最后一个大师，尉缭子曾经备细揣摩了王翦在秦军中的种种举措，深有感喟道：“王翦之将才，与其说在战场制胜，毋宁说在军中变法也！有度而战，谈何容易！”以后来被证明的史实说话：秦一天下，王翦三战，灭赵灭燕灭楚，恰恰是最为关键的三次大战；赵最强，燕最老，楚最大；三次大战，王翦都以其独有的强毅、坚韧、细腻的战法顺利灭国。不战则已，战则没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大反复。这是后话。
面临燕国局势，王翦所忧者，在于秦国庙堂对“灭国必战”尚无清醒决断。王翦很清楚，由于燕国热诚谦恭，献地献人加称臣，使秦王与李斯尉缭等一班用事大臣，不期然生出了另外一种期冀实现的谋划：以燕国不经兵戈而臣服，给天下一个垂范警示——只要各国能如燕国这般臣服，便可保留部分封地，以邦国的形式存留社稷！当王翦接到待命王书，也知道了秦王将以春朝九宾大礼接受燕国称臣盟约时，闪过心头的第一个想法便是：秦王有怀柔天下之意了，如此可行么？此等疑虑，王翦并没有再度上书申明，他觉得应该看看再说。毕竟，秦王与王绾、李斯、慰橼等一班庙堂运筹君臣，都不是轻易决策之庸才，如此部署，或可能有意料不到的奇效。再说，驻守北边的蒙恬也没有信使与他会商。这说明，蒙恬是没有异议的。既然如此，等得几个月无妨。无论如何，在秋季最佳的用兵季节到来之前，必然会有定论的。
可是，事情竟迅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荆轲赴秦，途经易水，太子丹率心腹白衣白冠送别的秘密情形，王翦的反间营探听得一清二楚。当时，王翦对此事的评判是：燕太子丹臣服秦国而保存社稷，很可能只是与这个上卿荆轲的密谋，未必得到燕王喜与一班元老世族之首肯，故有秘密送别之行，故有壮烈悲歌之声。果真如此，燕国庙堂不久必有内乱，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