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重，使魏国庙堂不能有效决策，魏王决断每每受阻。魏假熟悉国史，认定君权受压的最大前车之鉴，是曾祖父魏昭王的少子信陵君权势过重的恶例。山东六国都对这个信陵君赞颂崇敬有加，自认学问有成的魏假却以为：信陵君盗窃兵符、击杀大将、擅自调动大军救援赵国，这是三桩等同于叛乱的大罪，在任何邦国都是不能不严刑处置的，可在魏国，居然能重新接纳信陵君返国并再次当权领政，祖父安釐王当真不可思议，天下人因此而抨击魏国不纳人才，同样不可思议。基于此等深思熟虑，魏假认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无论多大的贤才，都不能对魏王的权位构成胁迫，否则，不是真正的贤才。为此，必得谨慎遴选贤才，必得妥善构架庙堂权力。
庙堂权力，除了国君，第一个位置自然是丞相。
战国官制，各国虽略有不同，然到战国末期，事实上已经是大同小异了。就其趋同之势的根源而言，魏国可说是战国新官制的发端者。在文侯武侯及魏惠王前期，魏国在李悝变法邦国富庶之后，又确立了国君、丞相、上将军三权同领国政的庙堂权力体制，简洁明确，决策及施行效率大增，魏国迅速由富而强。魏文侯之世，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其时之黄金组合也。魏武侯之世，田文为相，吴起为将，又一次黄金组合也。魏惠王前期，公叔痤为相，庞涓为将，也算得颇具实力的庙堂架构了。魏国开创的三权制之所以有实效，根本点在于丞相开府制。开府者，丞相建立独立官署（府）而统辖百官处置政务，大体类似于后世的总理内阁制。上将军虽然也是开府，但只限于处置日常军务与战场统辖权，而成军权与调兵权则归君主，所以其开府不能与丞相开府相比。而君主的权力，则通过原发性军权（成军权、调兵权、任将权）与用人权、赏罚权等等实现总体控制。从总体上说，虽然君权依然是最大权力，但开府相权与开府将权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比后世的层层叠叠制约要简洁明快得多。这种极具实效的官制很是符合大战连绵的战国，所以迅速为天下所仿效。商鞅的秦国变法，便在秦国建立了以魏国官制为底本的新官制，轴心便是丞相开府。其余各国变法所建立的官制，也都大体靠近魏国范式。因此，到战国末期，各国的丞相都是总领国事而居百官之首，成为最重要的庙堂首席大臣。
唯其如此，魏假不能不对丞相权力慎之又慎。
魏假思谋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丞相方略：丞相职两分，设右左两丞相；依魏国尚右传统，右丞相居首，左丞相辅之；如此相权两分，对君权很难构成威慑，可谓两全其美。然魏假还是意犹未尽，又一番思虑，一个新方略又陡然闪现——以太子为右丞相，可谓万全！太子是自己的儿子，是法定的国家储君，兼领丞相既能使大权不旁落，又能使太子锤炼政务之能，岂非天衣无缝哉！思谋一定，魏假大感舒畅，立即下书朝野：魏王天下求贤，期盼相才中兴大魏，臣民人人得举荐，名士人人可自荐。之所以如此，是魏假已经谋定了行事方略：只有在选定左丞相之后，才能宣布太子任右丞相，否则，魏王求贤之名会大打折扣。
王书颁下之初，魏国朝野很是振奋了一阵。臣民们都以为这个魏王是个中兴明君，颂扬之余纷纷举荐人才。大梁原本物华天宝之地，纵然气象大不如前，毕竟还是天下士人荟萃地之一。于是，半年之内臣民三千余件上书，举荐自荐各色人物三百余。开始，魏假还耐着性子以当年魏惠王接见孟子的隆重礼仪为范式，在王城大殿先后十几次召见了二十六个名士，其中不乏法儒墨道各大家的著名弟子。然则，这些名士不是大谈变法强国，便是大谈整肃吏治。除此之外，这些名士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明确提出，要魏王“复初魏相权，复先王开府之制，用才毋疑”。魏假顿时心下冰凉，深觉时下士子们不识时务——方今秦国独大泰山压顶，不言保国而侈谈变法强国，还要拥有先王时的相权，这不是明明白白要做权臣么？岂有此理！
于是，魏假不再见任何一个士子，只秘密下书太子掌管的招贤馆：举凡入朝士子，但有资质者一律任为博士，赐其高车骏马并一座三进府邸，不任实职。八五八书房不想如此一来，半年之间，魏国庙堂便有了一百多个峨冠博带的博士。博士者，当年魏惠王为对付孟子等博学大师与各学派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官职也。博士的职责规定是：“掌通古今，备顾问。”就实说，是没有任何实际职掌的散官。因了魏国殷实，尚能撑得起这等虚荣，于是，占地颇大的博士馆园林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原本的老博士们，却走得一个也没有了。方今多事之时，相邻的韩国已经灭亡，国人振奋于新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