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经过二十一年扩张，终于在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与赵韩两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魏斯为侯爵，史称魏文侯。从这一年开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国之路，成为开端战国的新兴诸侯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国的政治事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
自魏文侯立国至魏假灭亡，魏国历经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近两百年的大国只经历了八代君主，算是权力传承之稳定性最强的国家了。这种稳定性，当时只有秦国齐国可以与之相比，国君代次显然还要稍多。魏国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二年有余，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则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五年有余。应该说，在战国那样的剧烈竞争时代能有如此稳定的传承，是极其罕见的。列位看官留意，之所以要将代次传承作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标志，原因在于世袭制下的传承频繁国家，都是变乱多发所致。是故，君位传承频繁，其实质原因必定是政治动荡剧烈，君主传承正常，其实质原因也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强。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地说，稳定性是传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国，其传承代次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过两个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国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余两个在位时间长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这四任君主，便占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国政治传统的基本架构及其演变，都发生在这四代之间。
这一政治传统，是破解魏国灭亡秘密的内在密码。
魏文侯之世，是魏国风华的开创时代。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急贤亲士。
先说变法。魏文侯任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战国时代推行以变更土地制度为轴心的大变法。史料对魏国这次变法语焉不详，然依据后来的变法实践，李悝变法的两个基本方面该当是明确的：其一是围绕旧土地制度的变法，基本点是有限废除隶农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励耕作并开拓税源等等。其二是公开颁行种种法令，以法治代替久远的人治礼治。可以做出的总体评判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广度不能与后来的商鞅变法相比。虽则如此，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声惊雷，魏国变法的冲击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其历史意义是亘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实实在在的。
变法的同时，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劝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由于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这种政治风气自然积淀成了一种传统。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生机蓬勃的政治传统，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渐渐变形了。所谓变形，一则是不再积极求变，变法在魏国就此中止；二则是急贤亲士的浓郁风气，渐渐淡化为贵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说，魏文侯开创的两大强国之路都没有得到继续推进，相反，却渐渐走偏了。这条大道是如何渐渐误入歧途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寻路径的蛛丝马迹。
一则史料是，魏击（魏武侯）做储君时暴露出的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魏文侯十七年，乐羊打下中山国后，魏击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击游览殷商旧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师礼的田子方。魏击将高车停在了道边，并下车拜见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没有还礼。魏击很是不悦，讥刺道：“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击很不高兴，但又不能开罪于这个顶着父亲老师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阴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说这个儒家子贡的老弟子田子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