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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须知，战国列强铁血大争，无所不用其极。此间，每个国家都将“用间”作为邦交周旋的一个重要方面。甚或可以说，战国之世的邦交活动与间谍战完全一体化。所以，战国邦交之实质，是一种间战邦交。所谓远交近攻，这个“交”字，其实际含义是间战邦交，其本质依然是战，是服务于战争的破交战。合纵连横之所以惊心动魄，之所以波谲云诡，其实质正在于间战邦交的全方位性。
至少，这种间战邦交的实际内容有四个方面：其一，使节以说服对方国君权臣为轴心的上层斡旋，此为“说客”邦交，是官方邦交的正面体现；其二，以重金、流言为主要手段，分化敌方阵营；其三，以名士大臣与技能异士进入一国，说动该国实施某种自我削弱的政策，此谓“间臣”也，典型如韩国派出赫赫水家大师郑国实施疲秦计；其四，以高明剑士为刺客实施秘密暗杀，剪除最危险最直接而又无法分化的敌对人物，典型如荆轲刺秦。凡此等等屡见不鲜，绝非秦国独有。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专司“间战”的机构名称了，然从史料所载的事实足以看出，那时的“间战”之激烈，与所有方面一样，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然则，战国间战与后世之阴谋政治决然不同。其根本之点在于：春秋战国之间战不对内政，而只对外交；而后世之阴谋政治，则将秘密力量使用于刺探监控臣下与政敌。也就是说，春秋战国之间战，只作为国家手段对外使用，而不是国家内部的干政力量；而后世王朝之阴谋政治恰恰相反，将秘密力量作为对内的政治手段使用。
《孙子兵法·用间篇》云：“非圣智莫能用间，非仁义莫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可见，春秋战国之世，间战之利用，只在于战争与邦交两方面，目标极为纯正，因而被视为“圣智上智”者的高端战场，实在不带有后世的阴谋底色。以秦国而论，将秘密间战作为邦交方略，也是其来有自，并非自秦王嬴政开始。张仪以间战邦交分化六国合纵而成名于天下，范雎以间战邦交在长平大战使赵国换将而大获成功，堪称秦国间战邦交的经典战例。秦王嬴政时期，尉缭子与李斯先后明确提出，以间战邦交作为削弱分化六国之有效手段的总体性方略。尉缭子云：“……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李斯提出的间战方略则更有了具体步骤：“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良将随其后。”这里，李斯将间战邦交与兵争浑然一体，呈现出步步进逼摧毁敌国的三个环节：重金收买——利剑刺杀——大军随后。也就是说，以间战邦交弱化敌国，以精锐大军摧毁敌国，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战略。
此次顿弱人马以商旅之身进入临淄，是秦国间战邦交的又一谋划。
秦王嬴政与李斯顿弱会商，君臣三人一致认为，齐国君臣孱弱已久，若外施压而内分化，很可能促使齐国不战而降，避免最后一场大流血。目下列国老世族大举流入齐国，秦国若明派使节入齐，很容易激发列国老世族群起鼓荡齐王抗秦之风潮。而隐匿身份进入齐国，既不妨碍秘密周旋，亦有利于暗中探察流亡势力的真实图谋。若公开使节之身，反倒行动不便，尤其不利于秘密分化齐王建与丞相后胜一班君臣。末了，秦王嬴政还着意申明了此次方略：“齐国徐徐图之，不求其快捷，务求其平顺。与其快而生乱，使天下世族再度流窜星散而后患无穷，莫如从容着手，内化外压逼降齐国，则非但齐国可下，天下贵族之患一举可定矣！”顿弱揶揄道：“老臣明白，本次使命与其说是分化齐国，毋宁说是要探清天下老世族之图谋，对复辟之患未雨绸缪。无论如何，总归是鼠穴不见天日也！”一语落点，君臣三人都大笑了起来。
临行那日，秦王在十里郊亭特为顿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