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就实说，王绾与秦王从来没有过重大歧见，诸般政事之默契一如既往，然则，这种陌生感却挥之不去。思绪飘向远方，不经意间，王绾似乎也想明白了：秦王事事图创新，自己却似乎事事都循着常规与传统。陌生之感，由此生焉。十几年来，自己似乎没有出过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谋划。与李斯尉缭两位大谋臣相比，自己确实少了些独具慧眼的长策大略。在预谋政事上，王绾也似乎总跟不上秦王大跨度的步幅，至少是很感吃力。凡此等等，都是实情，但王绾依然相信，这不是陌生之感的源头。以秦王秉性，若仅仅是如此这般，他早早已经明说了。
灭楚之后，秦王将李斯擢升为廷尉，且显然将廷尉府变成了统筹新治的轴心，这教王绾很不是滋味。李斯的功绩才具，王绾是认同的。就廷尉府的职责权力而言，秦王也没有逾越法度。然则，新朝图治这般重大而涉及全局的谋划，廷尉府难道比总揽国事的丞相府更合适么？显然不是。此间之要，人事也。人事之要，政见心界也。
王绾与秦王之间，有着一道双方都明白的心界鸿沟。这道鸿沟，与其说是实际政见不合，毋宁说是所奉信念不同。王绾信奉《吕氏春秋》，秦王则信奉《商君书》。这两部治国经典的差异，生发了王绾与秦王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界鸿沟。两部经典的差异有多大，这道心界鸿沟便有多深。当年，王绾是奉吕不韦之命，到太子嬴政身边做太子府丞的。很长时间里，王绾都是吕不韦与少年太子少年秦王之间的有效桥梁。秦王亲政后，《吕氏春秋》事件发作，王绾没有跟吕不韦走，而是选择了辅佐秦王。但是，王绾却不因人废言，对《吕氏春秋》所阐发的治世大道，王绾始终是信奉的。即或在秦王面前，王绾也从来没有隐瞒过。对此，秦王当然是清楚的。可是，秦王从来没有因为王绾信奉《吕氏春秋》而减弱对王绾的倚重。否则，王绾何以能做十余年的丞相？直至封赏功臣，直至秦王变成了皇帝，王绾的丞相之职也未见动摇迹象。
久历风霜的王绾看得明白，秦王对自己，一如当年对吕不韦：只要你不将治学信念化作不同政见，不将政见化作事端，永远都不会有事。也就是说，只要王绾目下安于现状，不将自己心头突突蹿跳的信念搬出来变为政见，天下首任丞相是无可动摇的。
难处在于，王绾摁不住这头在心头蹿跳的巨鹿。
灭楚之后，王绾有了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感觉：天下到了歧路亡羊之时，必得有人出来说话！目下，能够担当这个说话者职责的，大约只有自己了。博士们分量不足，奏对又往往陷于虚浮。元老大臣们失之浅陋，无以论证大道。即或是目下领事的一班重臣。其学问见识也没有一个人足以抗衡李斯，不足以发端大事。只有王绾，根基是老秦名士，少年入仕而历经四王，资格威望足以匹敌任何元老勋贵，论治学见识，王绾是吕不韦时期颇具名望的才士。最要紧的是，只有王绾清楚地明白新朝图治的实际要害何在，不至于不着边际地虚空论政，反倒引起群臣讥讽。王绾隐隐地觉得，这是上天的冥冥之意，这是无数圣贤典籍的殷殷之心。天道在前，圣贤在前，丞相权力彻侯爵位何足道哉！
“诸位，皇帝即位，图治天下，何事最为根本？”
“治式——”
酒宴刚一开始，王绾一句问话便将来意揭示明白。博士们不约而同地昂扬应答，显然也明白告诉了王绾，他们是有准备的。王绾一时大为欣慰，一改很少痛饮的谨慎之道，与博士们先连饮了三大爵，以表对皇帝即位的庆贺。置爵于案，王绾慨然道：“老夫今日拜谒学宫，一则，感念众博士为国谋治，刷新典则、创制朝仪有功！二则，共商新朝图治之根本。诸位皆饱学之士，尚望不吝赐教。”
“鲍白令之敢问丞相，天下大道几何？治式几何？”
“天下大道者二，王道，霸道。天下治式者二，诸侯制，郡县制。”
“淳于越敢问丞相，人云廷尉府谋划郡县制，丞相何以置评？”
“图治之道，人皆可谋可对。廷尉府谋郡县制，无可非议也。”
“伏胜敢问丞相持何等主张？诸侯制乎，郡县制乎？”
“诸位以为，老夫该当何等主张？”
王绾揶揄反问，柳林中荡起了一片笑声。诘难论战原本是战国之风，博士们已经在几个回合的简单问答中大体清楚了老丞相的图谋，正欲直逼要害，却被王绾轻轻荡开，不禁对这位老丞相的机变诙谐显出了几分由衷的佩服，一时笑出声来。
“在下叔孙通有对。”一个中年士子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