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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留意，秦之典则礼仪虽细，然也不可能事事定则。譬如这大臣口称“昧死以奏”，便不是礼仪典则所定。然若依着“尊上抑下”的典则精神，臣下自己要在言事时，或加上彰显忠心之词，或加上勇于任事之词，典则礼仪自是不能禁止。也就是说，臣下自甘卑下奉迎，有利于巩固皇权，法度礼仪不会禁止。后来，诸多臣下起而仿效，奏章之首多称“昧死以奏”以为表白，遂使后世学人多以为臣称“昧死”乃秦时订立制度使然。此间误会，何其深也！延续唐宋之后，诸多儒臣奴性大肆泛滥，以至有人整日念叨“臣罪当诛兮，皇帝圣明！”显然，这是事实存在的一种自虐，然却绝非制度所立。此乃后话。
目下的王绾与众博士口称昧死，可谓既表惶恐，又表忠心，亦表无所畏惧。就其本意，无疑与“斗胆直言”之类的表白相近，也许本无他意。然在质朴厚重的秦国朝会上，大臣言事，历来极少这种自我表白，有事说事罢了。如今老丞相慷慨发端，一大片博士慷慨相随，人人昂昂高呼昧死以奏，大臣们如何不怦然心动？
“臣，通武侯王贲有奏。”
一声浑厚而沉稳的宣示，大殿中立刻肃静下来。谁都知道，王翦王贲父子连灭五国，在新朝具有无与伦比的分量。更有一点，父子两人都是寡言之人，朝会极少开口，开口则绝不中途退缩。当此之时，这王贲挺身而出，定然大事无疑。举殿肃然之间，只见王贲前出两步，捧着一卷竹简高声道：“臣与关内侯尉缭联具奏对，请行郡县之治，今呈上奏章。”殿前御史接过竹简，王贲坐回了班次。见如此两位重臣与丞相大相径庭，主张郡县制，群臣这才稍见清醒，不再急于附议，一时方安静了下来。
“老臣有奏……”王绾再度慷慨奏对。
“朕有决断。”皇帝却开口了，打断了王绾。嬴政第一次使用这个拗口的字，显得有些生硬，也渗出几分冷冰冰的气息，“丞相、博士宫、通武侯、关内侯，各有奏章，且主张已明，当下议决，未免仓促。朕之决断：发下今日三则奏章，各官署集本部官吏议之，或酿成共识，或两分亦可。旬日之后，朝会一体决之。散朝。”说罢，皇帝径自走了，朝会也就散了。
旬日之间，咸阳各官署及治情已经稳定的郡县官署，都开始了哄哄然的议政。
议政决事，既是秦国之传统，又是秦国之法度，并非散漫议论。春秋战国之世，尚大体延续着古老的三代议事传统，列国都不同程度地实施着一种大事须交群臣公议的决策法则。战国动荡多战，决事力求快速高效，公议制不可避免地有所淡化，然却没有从制度意义上消失，在事实上也经常见诸各国。就秦国而言，大事交付公议多见于史料记载：秦穆公合大夫而谋政，秦孝公廷议变法，秦惠王议伐巴蜀，秦昭王议杀白起，秦王政议逐客、议破四国合纵、议禅继、议帝号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虽然战时决事需要快捷，寻常军国大事皆由君主与相关重臣立决立断，但关涉根本的长策大略，还是很看重公议决断的。
议政作为一种制度，其实施流程表现为：某臣动议（显而易见的实际大事，不需动议也可由君主发动公议）——君主发其上书于各官署下令议之——各署得将议决对策正式呈报君主——君主集重臣或全体大臣最终议决。若群臣所议一致，君主也见识无二，则君主可不行朝会而决断；若群臣对策不一，则君主必得行朝会决断，而不能独断。此，议事制度之根本也。譬如目下诸侯制与郡县制之争，既是国家根本长策之争，又是最具权力的两方重臣之争，牵涉既广，利害且深，皇帝自不能当场独断，发下群臣公议，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稳妥方式。此等议事制度，是华夏族群在艰难生存中群策群力之遗风，弥足珍贵。然则，这一议事制很快就消失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并不如何瞩目，然却影响深远的大事。不久之后，我们将目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嬴政深感朝会之出乎意料，散朝后立即召进李斯王贲会商。
李斯说，博士宫联具请行封建，意料之中不足为奇。战国末世改制，若没有诸侯制声音，反倒是怪事了。而老丞相王绾不事先知会，而突兀力主诸侯制，才是真正的棘手。王贲说，老丞相历来与闻决策，该当明白君上图治趋向，今突兀转向诸侯制，完全可能引发大局动荡生变。王贲深表赞同，补充说，此等动荡与其说迟滞郡县制推行，毋宁说为天下复辟者反对郡县制立下了一个新的根基，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