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事涉及民生，各郡县不敢也不想怠慢，民众则更是无不踊跃赴工。短短两个月内，南北江河之间的原野上便哄哄然开始了川防河渠大工程。
先说王贲的决通川防。
川防者，江河之堤防也。自古江河天成，本无人工堤防。夏商周三代，但有治水都是疏通入流人海，也无筑堤拦水之事。自春秋开始，因王权衰落诸侯分治，便逐渐兴起了在各自境内的江河修筑堤防。这种堤防在当时主要起两种作用：对于可灌农田之水流，是上游筑堤拦截以断下游他国用水，如“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的两周争斗；在水量丰沛的大河大江，则是筑堤拦水以逼向他国为害，或淹没他国农田，或吞噬他国民居。两种川防之中，尤以后者为甚，尤以大河流域为最甚。
由于秦国关中水系相对自成一体，又几乎独据渭水全程，故无川防战之事。然自函谷关外开始，与大河相关的周、韩、魏、赵、燕、齐，都曾经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同时为害他国。后世《汉书·沟洫志》曾描述了赵魏齐三国的一段大河堤防战。大河东岸，赵魏两国地势高，齐国地势低下。为防赵魏两国河段的洪水淹没本国农田。齐国在距离河岸二十五里处修筑了一道大堤，从此只要河水大涨，东溢遇到齐国大堤，便西卷回来，反而淹没了地势高的赵魏农田。赵魏两国不满为甚，会商共同筑起了一道大堤，也是筑在距离河岸二十五里处，只不过方位不是正对面罢了。如此，河水但涨，便在两边堤防间游荡，汛期一过，便积起了厚厚的淤泥，渐渐隆起成为美田。三国民众纷纷进入堤防耕田，无洪水之时除了争夺耕田，倒也平安无害。民众为了牢固占据耕田，便盖起了房子，聚成了村落。忽然遇到大洪水时，则冲毁堤防一齐淹没，死人无算。于是，三国便在原堤防处后退，再度建起更高的堤防以自救，以致堤防渐渐逼近了城郭，一旦堤防再度被冲毁，大水冲进城里，民众便只能住在水中排水自救了，淹死者不计其数。也就是说，处下者不愿让地给洪水以出路，处高者不愿下游筑堤而洪水倒卷，各以堤防为战，致百姓长期遭殃。
战国另一堵截洪水的恶例，是魏国丞相白圭。白圭乃战国初期名相，然由于商旅出身，大约利害之心甚重，于是在大河修筑了堤防，将洪水逼向了他国。孟子曾当面指斥了白圭的做法，义正词严云：“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以四海为壑。今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凡此等等不合理川防之害，郑国已经于王贲大军开掘鸿沟以灭魏国时，提出了长远的应对方略，其上书痛切云：“秦一天下之势已成，其时务必戒绝以水为战之法。战国各以川防阻隔水道，水利皆无，水害百生，有违天道，莫此为甚！洪水不能分之，河溢不能泄之，尽堵尽截，天下万民终将为鱼鳖哉！”当时，秦王嬴政慨然拍案决断：“秦国但一天下，定然决通战国川防，使人为水害在我华夏绝迹！”
此等工程大得人心，无论曾经敌对的民众有过多少仇怨，民众群体的宽厚都在此刻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各郡县民力无不欣然认同官府，哪怕是得堤防暂时益处而尚在耕耘堤防内之淤田民户，也都拭着泪水抛离家园，搬到了新居，拿起了锹耒，开掘那熟悉的堤防了。王贲看得万般感慨，一时对开掘河水淹灌大梁有了一种深深的悔意。
再说马兴的疏浚漕渠。
自春秋之世治水始兴，人工开凿之水道有两种，一日漕，二日渠。漕者，可以行舟之水道也。当时主要用作输送粮秣，即后世所谓的运河。渠者，行水之沟也，人工开凿也。战国之世，山东六国修筑的漕渠甚多。除秦国水利工程外，最大者是沟通河、淮两大水的鸿沟。鸿沟是行舟兼行水的最大的战国运河，各有支渠通入宋、陈、蔡、薛、曹等中小诸侯国，又通过支渠与济水、汝水、泗水三河沟通，故效用很大。然因战乱多发，鸿沟又分属魏、韩、周、楚、陈、宋等大国小国，故很少统一维护疏通，战国末世损毁淤塞更是严重了。王贲军水淹大梁之期，鸿沟曾一度断流，损毁更大。后来，秦军虽修复了鸿沟干渠，然诸多支渠却无法顾及，以致其效用大为降低。
战国之世，另外的漕渠主要有：楚国沟通汉水与云梦泽的漕渠，沟通震泽（太湖）与江水的漕渠，沟通江南五湖间的几条漕渠（史无确指）；齐国有沟通菑水与济水的漕渠；魏国有西门豹治邺时开凿的灌溉邺地的引河十二条水渠，有史起开凿的引漳水入河内之地而大富魏国的漕渠。民众曾为史起引漳而歌之，云：“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当然，秦国的著名渠道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