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于两千余年之前能如此文明发达，当真令人不可思议。
第四大层级：关中至九原直道。
在帝国大道中，只有这一条直道是郑国单独列出的。直道者，堑山堙谷而直通目的之大道也。这是一条逢山开路，遇谷填埋，不迂不绕，从关中径直北上九原的一条大道。所以叫做直道，除大道本身径直，尚有着久远的理念根基。秦人秉承周文明，而周人曾经有过一条已经湮灭的直道。《诗·小雅·大东》歌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唱的便是这条古老的王道——路面像磨刀石一样光洁，路线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笔直，何其令人神往也！而北上直道所要做到的，则是实实在在修一条这般平直的有实际用处的大道。
郑国查勘天下大道，所以北上九原，是受了嬴政皇帝的秘密嘱托。皇帝派给了郑国一辆王车，也带给了郑国一卷密书，书云：“北边匈奴，终将为华夏大患也，不能根除，朕寝不安枕矣！根除匈奴之患，根基在诸多后援；后援之难，道路险狭遥远。老令可借踏勘燕赵之际，入九原与蒙恬会商，若能勘定一条最具效用之大道，则反击匈奴事半功倍矣！”郑国会见了蒙恬，两人一致认同皇帝见识。历经月余踏勘会商，终于确定了修建后援大道的两大方略：筑路以秦赵故道为根基，利用有效路段，取直增补拓宽加固；路政由九原大军专一管制，专行粮草辎重车马与大军驰援。
战国时期，关中曾经有一条北去上郡、云中、九原的通道。当年苏秦说燕文侯曾提到这条故道，云：“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郡、上谷，弥地数千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曾率军经云中、九原南下袭击秦国未遂，走的便是这条故道。就实际情形说，关中至九原边地，不是路不通，而是路难走：一则绕山绕水多迂回，全程数千里太过遥远；二则山道崎岖坎坷，诸多路段甚或时断时续，车马行走很是艰险，无法保障源源不断的粮草辎重输送。既往，九原秦军都是未雨绸缪，事先分段输送，囤积粮草辎重，否则无以应对突然之需。秦灭六国激战十年，蒙恬军始终不能脱身南下，根本原因便在九原形势之险：历年所囤粮草辎重堪堪一场大战，若一战失利，则无以立即再度出击，而只能后退据守。蒙恬大军始终不能放手一战，非无战力也，根本在于无法解决二次反击的后继粮草。若不具有失败之后立即展开第二次反击的能力，则为大局计，秦军宁可与匈奴长期对峙。这便是在战国大动荡中锤炼出来的秦国战略：军力固然壮盛，却依然看重强敌，若无失败之后再度大举反攻的战力与后援，则宁可维持对峙。此等战略，长平大战是也，灭楚大战是也，对匈奴大战仍是也。唯其如此，秦多大战，而大战几无败绩。
“直道全长，千八百里。老臣谋划，三五年后开始施工。”
“何以如此？”皇帝显然有些着急。
“直道工程浩大，非百万民力无以成其事，须通盘筹划。”
“老令所言在理。”李斯赞同道，“届时天下道路盘整完毕，民力可保。”
“好。教胡人再做几年梦。”思忖良久，皇帝终于忍下了一口气。
后来，直道终于轰轰然开工了。然则，终究还是没有全部完成。据当代秦史专家王学理先生之《咸阳帝都记》研究考证：秦直道的起点是林光宫（陕西淳化县北），咸阳至林光宫，则有一条三百里驰道直通。这段驰道之所以不算作直道，一在于路政法度不同，二在于筑路坚固程度不一，三在于管辖体制不同。出林光宫北上，经今日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靖边、横山、榆林、内蒙之伊金霍洛旗、东胜，最终抵达九原（今包头地带），共计十三个县市，全长一千五百余里。其选线大部沿子午岭主脊东侧、横山西侧，北出秦长城，越鄂尔多斯东部草原而抵达九原。
秦直道之最壮观者，在于途径山地的大道几乎都在山脊行走，史家称为“沿脊线”。其遗址路基的宽度尚在三十至五十五米之间，其弯度半径不少于四十米，足见宏大规制。司马迁曾步行直道，亲自踏勘，在《蒙恬列传》后边留下来的感叹是：“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究其实，这条无与伦比的高速军用大道，在西汉之世才发挥了真正的作用。汉文帝能发八万余骑兵快速抵御匈奴，汉武帝能“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若无秦直道之力，岂能为哉！太史公不思国家民族受惠，不思反击匈奴的巨大效用，却大而无当地浩叹一声，将直道归罪于蒙恬的“阿意兴功”，云山雾罩地迂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