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明此战，得先明此时的秦胡大势。
战国之世，秦、赵、燕三国在主力集中于华夏大争的同时，俱与北方胡族长期抗衡着。一百六七十年间，总体情势有进有退。若以对胡作战论，燕国大将秦开平定东胡相对彻底，连续几次大战，一举使东胡部族退却千余里，其势力一直延伸到今日朝鲜，而有了燕国的乐浪郡。东胡至此溃散，融入了匈奴族群。北部对胡作战的主力，则是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对北胡几次大反击，大破长期盘踞河套以南的林胡、楼烦，修筑长城并设置了云中、雁门、代郡三郡。此后，北方诸胡势力大衰，几乎全部融入了匈奴。至此，北患主流变成了匈奴。所谓胡患，则成了一种泛称。及至战国中期，赵国主力集中对抗秦国，北方对胡之战一直处于守势，除李牧军反击匈奴大胜之外，没有过大战反击。西部对胡作战主力，自然是秦国。秦的西部对胡作战，侧重点先在西部的对夷狄之战，中、后期则越来越偏于防御北方的匈奴。九原驻军的稳定化，是秦对匈奴作战的长期化标志。但是，直到秦一中国，秦对北方匈奴之战主要是奉行防御战略，没有过大战反击。
战国后期，匈奴势力已经大涨，远远超过了战国前、中期的诸胡势力。
其时，匈奴军力已经全部夺取了早先被赵国控制的阴山草原，其机动掠夺能力，则已经延伸到了大河以南。也就是说，今日山西陕西的北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与匈奴拉锯争夺的地带。大河从九原郡西部分流，向北分流绕行数百里，又复归主流。这条分流，时人称为北河。大河主流南岸的大片土地，也就是九原郡南部，时人则称为河南地。此时的匈奴军力，已经越过了北河，大掠夺的范围事实上覆盖了整个河南地与东部的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上谷郡，甚或包括了更东边的渔阳郡。秦一统华夏之后，上述诸郡虽有郡县官府设置，但始终处于一种战时拉锯状态，并不能实现全境有效的实际控制。灭国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嬴政皇帝始终不动北方的蒙恬大军，其根本之点，正在于以上郡（大体今日陕北地）北地郡（大体今日宁夏）为依托，坚守最后的防线。
所谓九原大军，实际上一直驻扎在九原郡最南部，也就是河南地的南边缘。
虽则如此，秦帝国一统华夏之后，嬴政皇帝与蒙恬反复会商，还是没有急于对匈奴大反击。其战略出发点，是对匈奴作战的特殊性。盖匈奴飞骑流动，势若草原之云，若不能一举聚歼其主力大军，则收效甚微；零打碎敲，抑或击溃战，结果只能是长期拉锯；若主动出击，则很难捕捉其主万。唯其如此，要经大战聚歼其生力军，则必须等待匈奴集中兵力大举南下的最佳战机。久经锤炼的秦国军事传统，给了嬴政皇帝及其大将们超凡的毅力与耐心。嬴政皇帝与北方统帅蒙恬，以及所有的秦军大将都确信：匈奴迅速膨胀，一定会对华夏之地发起大举进攻，只在或迟或早而已。西部对匈奴夷狄之战的大胜，事实上也是等待战机的结果。而嬴政皇帝原本之所以准备不打，也是怕北匈奴主力警觉。然则，后来的事实迅速证明，骄狂的匈奴完全没有在意西部数万人的败仗。在当时的头曼单于看来，数万人的试探之战败于一统强秦，再正常不过了，要一举夺取华夏北方，只有主力大军大举南下！
数百年来，胡人也好，匈奴也好，与华夏族群的种种联结一直没有断绝过。远自春秋时期的攻人中原自建一国。直到后来的相互迁徙，民众通婚，商旅往来，华夏族群与北胡族群从来没有陌生过。其间的基本点是：华夏族群从来没有过吞噬北胡族群的意愿，始终相对自觉地秉持着和平往来的法则；而胡人族群则始终图谋稳定地占据华夏北部的农耕富庶之地，占据不成，则反复掠夺，从未满足于商旅往来或民众融洽相处。如此长期往来，胡人匈奴对华夏大势从不陌生，华夏族群对匈奴大势也照样不陌生。头曼单于与他的部族首领将军大臣们很清楚：秦一中国之后，山东六国的复辟动荡很难立即根除；秦国主力大军两分边陲，王翦大军远在南海，蒙恬大军则远在九原，两支大军相距遥遥万里，几乎没有互相呼应的可能；只要一方军情有变，大秦天下便会显露出巨大的纰漏与软肋。头曼单于与部族首领们坚信，上天一定会赐给他们这个时机。
“王氏蒙氏一齐倒，上天之意啊！”头曼单于几乎是跳起来吼喝了一句。
“蒙恬军三十万，一群肥羊啊！”将军们也狂乱地呼喊着。
间人秘密传回的匈奴单于庭大宴上的骄狂呼喊，时时刻刻都激怒着蒙恬。在头曼单于们看来，而今王翦死了，蒙武死了，连带伤及的必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