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非大大地不合常理？人皆同心，疑虑也就如纷纷然雪花一般，在市井巷闾间、在酒肆商铺间、在学馆士吏间飘散开来，反复往来，渐渐地也就聚成了几种议论主流。
一种最惊心动魄的说法是：今岁冬月，彗星出于西方，主来年大凶！另一种说法则颇见欣欣然：燕人方士卢生人海为皇帝寻求仙药，今岁归来，献给皇帝的却是一方刻着远古文字的怪石，经高人辨认，远古文字竟是一句不可思议的预言：“亡秦者胡也。”高人破解，言胡为匈奴，皇帝正是为此北上，命蒙恬北击匈奴大胜，这个咒已经破了！还有一种说法则大是忧心忡忡：始皇帝那年在阳武博浪沙遇大铁椎刺杀②，今岁又在兰池遭逢刺客，分明是山东六国老世族作祟；两次却都没有拿获刺客，当此之时，不定又要来一次逐客令，将山东人氏赶出关中哩！山东商旅聚居的尚商坊，却流传着另外一种更具眉目的说法：入冬以来，皇帝已经秘密举行了三次重臣小朝会，李斯的丞相府更是彻夜灯火，连博士学宫都在日夜忙碌，长公子扶苏也已经从北河赶回了咸阳，凡此等等迹象，来年必有大事无疑！种种消息议论纷纭流播，大咸阳的沉寂中雪藏着一种难言的骚动，惶惶不安的期待充塞在每个人的心头。
终于，冬尽之时一道诏书传遍了朝野：开春惊蛰之日，皇帝将行大朝会。
大咸阳虽则松了一口气，然终是其心惴惴，原因便在这春季大朝会的日子。开春朝会固然寻常，每年必有的铺排一年国事的程式而已，然诏书明定为惊蛰之日，便有些暗含的意味了。是时，《吕氏春秋》已经在天下广为传播，人们对月令时令与国事大政的种种神秘关联已经大体清楚。而在《吕氏春秋》问世之前，基于天人感应的国事运行程式，还是一种深藏于天子主城与上层官府的颇为神秘的治道学问，寻常庶民是不明所以的。《吕氏春秋》以月令时令论国事，向天下昭示了自占秘而不宣的天人治道之秘笈，使天子诸侯的基本国事动作成为大白于天下的可以预知的程式，诚一大进步也。尽管世事沧桑治道变迁，然其根基传统毕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依据《吕氏春秋》以及种种在民间积淀日久的天人学问，人们很清楚惊蛰之日的特异含义。
蛰者，冬眠之百虫也。惊蛰者，雷声惊醒冬眠百虫也。自立春开始，惊蛰是第三个节气，大体在每年二月初的三两日，后世民谚云：“二月二，龙抬头。”说的便是惊蛰节气。《吕氏春秋·仲春纪》云：“仲春之月（二月），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
蛰虫咸动，开户始出……无作大事，以妨农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二月之内除了传统认定的“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省囹圄，止狱讼”等等安民政令之外，是忌讳“做大事”的。就其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言，若政令违背时令，则有大害：“仲春（二月）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仲春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仲春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也正是因了这种种已知的禁忌与程式，人们虽则不安，却还是认定：惊蛰大朝不会有国政大举，更不会有大凶之政。
然则，惊蛰之日当真炸响了一声撼动天地的惊雷，天下失色了。
因是大朝，各官署都在先一日接到郎中令蒙毅书文知会：午时开朝，皇帝将大宴群臣，应朝官吏俱在皇城用膳。这也是秦政俭朴的老传统，但有涉及百人以上的大朝会，事先一律将衣食安置明告，以免种种重叠浪费。官员们一得书文便知行止，纷纷在午时之前不用午膳便驱车进了皇城。各官署接到的预定程式是：大宴之后行朝会，丞相李斯禀报政事，各官署禀报疑难待决之事，皇帝训政。因了没有任何例外，与朝官员们在市井议论中被浸泡得重重阴影的一颗心终于明朗了起来。
谁也没有料到，惊蛰雷声因博士仆射周青臣的一番颂辞而爆发。
举凡大朝，博士学宫七十二博士无分爵位高低，从来都是全数参加。在老秦国臣子眼中，这是秦国自来的敬贤传统，名士不论爵，该当。无论博士们说了多少在帝国老臣们看来大而无当的空话，举朝对博士与闻朝会都一无异议。而博士们则更以为理所当然，博士掌通古今，岂有大政不经博士与闻论辩之理？是故，博士们每次都是气宇轩昂，想说甚说甚，从无任何顾忌。今日大宴一开始，博士们惊讶地发现，皇帝骤然衰老了，须发灰白而面色沉郁，一时便相互顾盼议论纷纷。
博士仆射周青臣执掌博士宫事务，与皇城及各官署来往最多，也是博士中最为深切了解秦政及帝国君臣辛劳的一个，今日眼见皇帝如此憔悴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