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赵高也是老于此道，两相补正，做成一件无可挑剔的真正的诏书，当是有成算的。李斯之难，在于心海深处总是不能平息的巨大波澜。
以目下时势论，他的这道“皇帝亲诏”的目标，必须使扶苏与蒙恬结束生命。以天道良心论，李斯久久不能提起案头那支曾经运筹天下文明架构的铜管大笔。从心底说，对扶苏，对蒙恬，李斯都曾经是激赏有加的。以扶苏的资质与历练，以扶苏的秉性与人品，以扶苏的声望与才具，都堪称历史罕见的雄主储君；以扶苏为二世皇帝，堪比周成王之继周武王，秦惠王之继秦孝公，帝国无疑将具有更为坚实而波澜壮阔的后续业绩。
蒙恬更不待言，自少年时期与李斯韩非结识于苍山学馆，同窗于荀子大师门下，便一直是李斯的金石之交。当年，李斯能以吕不韦门客之身而被秦王重用，蒙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大秦元勋中，蒙恬是与少年秦王最早结交的。自与秦王结成少年相知，蒙恬以他独具的天赋与坦荡的胸襟，为秦王引进了王翦，引进了李斯，举荐了王贲，担保了郑国。可以说，没有蒙恬，秦国的朝堂便没有如此勃勃生机人才济济奇Qisuu書网，便没有如此甘苦共尝和衷共济的强大运转力。此间之要，在于蒙恬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最大的长处——不争功，不居功，不揽权，不越权，根基最深而操守极正，功劳极大而毫无骄矜，与满朝名将能臣和谐共生如一天璀璨的星辰。在李斯被驱逐出秦国的时候，是蒙恬甘冒风险，将李斯的《谏逐客书》呈到了秦王案头。在李斯遭遇入秦韩非的最大挑战时，李斯因同门之谊而颇为顾忌与韩非争持，其时，是蒙恬在秦王面前一力支持了李斯，批驳了同是学兄的韩非；若无蒙恬支持，李斯没有勇气接受姚贾谋划，径自在云阳国狱处死韩非，在李斯用事垢时期，蒙恬身在九原统兵，其胞弟蒙毅却在秦王身边操持机密，做李斯的长史丞；副手蒙毅能始终与李斯协力同心，不能说没有蒙恬的作用。灭六国之后，在创制帝国文明新政的每一长策谋划中，蒙恬也都义无反顾地支持了李斯。而对于功业，蒙恬也素来以大局为重。秦国名将如云，灭六国大战人人争先，而蒙恬身为名将之后，本身又是名将，却一直防守着北边重镇，没有一次力主自己统兵灭国。当最后统兵南下灭齐时，适逢王贲南下更有利，蒙恬立即接受了秦王主张，从巨野泽回兵九原，将灭齐之功留给了王贲。在满朝军旅大将之中，包括军功最为显赫的王氏父子，无论是否与蒙氏一门有渊源关系，都对蒙恬敬重有加。将兵九原十余年，蒙恬对边地军政处置得当，爱民之声遍及朝野，为稳定秦政起到了基石作用。凡此等等，才有了天下皆呼蒙公的巨大声望……
蒙恬有功于大秦新政，有功于天下臣民。
蒙恬无愧于李斯，实实在在地有恩于李斯。
教如此蒙恬去死，教如此扶苏去死，李斯何能下笔哉！
然则，庙堂逐鹿业已展开，李斯又岂能坐失千古良机？李斯所以愿意起而逐鹿，根基在于自己对自己的评判：李斯功劳虽大，然若李斯就此止步，在秦国重臣眼中，在身后国史之中，李斯便始终是个颇具声名的谋臣而已。所以如此，全部根基只在一处：秦始皇帝的万丈光焰，掩盖了李斯的身影；有嬴政这般秦王这般皇帝，任何功臣的功业足迹都将是浅淡的。李斯不满足。李斯要做商鞅那样的功业名臣——虽有秦孝公在前，青史却只视为商鞅变法！李斯要做周公旦那样的摄政名臣——虽有周成王在前，青史却只视为周公礼治！对目下李斯而言，达此圣贤伟业之境地，一步之遥也。而若退得一步，依据秦法秦政之道，秉承皇帝素来意志拥立扶苏即位，则李斯很可能成为惨遭罢黜甚或惨遭灭族之祸的祭坛牺牲品。赵高固然可恶，然赵高对皇帝身后的变局剖析却没有错：扶苏为帝，蒙恬为相，则必然要宽缓秦政，要寻找替罪羊为始皇帝开脱；其时，这只替罪羊当真是非李斯莫属也。也就是说，要依据皇帝素常意志行事，李斯也相信天下可以大定，但却一定要牺牲李斯！那么，李斯做牺牲的道理何在？公平么？若李斯是庸臣庸才，自是微不足道，作牺牲甚或可以成就名节。然则，李斯恰恰不是庸才。由是，另外一个追问便强烈地在心海爆发出来：若李斯继续当政，继续创造前所未有的功业而使天下大治，便果然不如扶苏蒙恬之治道么？李斯的回答是：不会不如扶苏蒙恬，而是一定大大超越扶苏蒙恬！对为政治国，李斯深具信心。扶苏固然良材美质，然其刚强过度而柔韧不足，则未必善始善终。蒙恬固然近乎完人，然其大争之心远非王贲那般浓烈，则未必能抗得天下风浪。李斯固然有不如扶苏蒙恬处，然论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