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宫、长城屯卫、北地戍边等等等等一拨接一拨的征发令来了。不到半年，整个阳城的闾右男丁都被征发尽了，贫贱民户再也无丁可征了。陈胜走到哪里催征，都被父老妇孺们骂得不能开口，说陈胜是半个骗子半个官，专一糊弄穷人。周文也大为沮丧，非但擢升县令无望，反倒因征发不力的罪名被贬黜成了最不起眼的县啬夫，由县丞变成了最寻常的县吏，举荐陈胜更是无望了。处处挨骂的陈胜大觉难堪，愤然之下决意不吃这碗跑腿饭了，索性溜回村里混日子了。不料便在此时，阳城县接到郡守最严厉的一道书令：闾右若无男丁，续征闾左男丁，徭役征发不能停止！
列位看官留意，历来史家对闾左闾右之说多有错解，认定“闾右”是村中富贵户居住区，“闾左”是村中贫贱户居住区，由此将《史记。陈涉世家》中的“发问左……
九百人”解释为征发贫贱男丁九百人。《史记·索隐》，首开此解也。其实不然，秦政秦风崇左，以左为上，以右为下，闾左恰恰是富贵户居住区，闾右恰恰是贫贱户居住区。此间要害，不在“贫富”两字，而在“贵贱”两字。秦政尚功，官民皆同。尚功激发之要，恰恰在于以能够体现的种种外在形式，划分出有功之人与无功之人的种种差别。对于民户，有功获爵获赏者，谓之贵；无功白身无赏者，谓之贱。有爵有赏之民户，庄院可大，房屋可高，出行可乘车马；无爵无赏之民户，则庭院虽可大，然却不得高产（门房高大），上路也只能徒步。如此种种差别，自然也不能混同居住，于是，便有了闾左闾右之分：贵者居住于阊（村）之左方，一般而言便是村东；贱者居住于闾之右方，一般而言便是村西。这里，贱与贵皆是一种官方认定的身份，未必与生计之穷与富必然相连。也就是说，居住闾右的贱户未必家家生计贫困，居住闾左的贵户也未必家家生计富裕。就征发而言，若是从军征发，尤其是骑士征发，则闾左子弟先行征发，因为从军是建功立业之阶梯，是荣耀之途。徭役征发则不同，徭役之劳不计功，甚或带有某种惩罚性质，譬如轻度犯法便要以自带口粮的劳役为惩罚，是故，徭役必先征闾右贱户。当然，不先征闾左徭役，不等于绝不征发闾左一个徭役。通常情况下，是总能给闾左之民户保留一定数量的劳力人力，而不像征发闾右那般有可能将成年男丁征发净尽。
二世胡亥在始皇帝葬礼工程之后，又开阿房宫又开屯卫戍边，业已征尽了天下闾右之民力犹不自觉，竟迫使李斯的丞相府继续征发闾左之民力，实为丧心病狂之举也。这一荒诞政策的真正危险性在于：征发闾左之民，意味着胡亥政权掘断了大秦新政最后的一片庶民根基，将剑锋搭上了自家脖颈。
征发闾左之民，使阳城县令与吏员们陷入了极大的难堪困境。
闾左之征，主要在两难：一则，是叫做屯长的徭役头目难选。闾左子弟几乎家家都是或高或低的爵位门庭，或积功受赏之家，谁也不屑做苦役头目，即或有个屯长名号，也是人人拼命推辞。二则，是闾左子弟难征，凑不够官府所定之数。闻左难征又有三个原因：一是闾左之家多从军，所留耕耘丁壮也已经是少到了不能再少；二是闾左之家皆有爵位，县府吏员不能如同对待闾右贱户那般强征强拉，偶有逃役之家，县府也不能轻易治罪，须得至少上报郡守方能处置；三是闾左之家消息多，早对朝局剧变有了愤懑怨声，为国效力之心几乎是荡然无存了。
如此情势之下，这征发问左之民便成了颍川郡最棘手的政事。恰在此时，随二世胡亥大巡狩的丞相李斯来了。李斯定下了两则对策：一是闾左徭役不能空，至少要够千人之数；二是颍川郡与陈郡合并为一屯之征，原本的一郡各千人减为两郡凑千人。李斯走后，两郡守各自召齐了本郡的县令县吏会商举荐，两郡竟没能在闾左可征子弟中定下一个人。最后还是遭贬的周文憋出了一个办法，叫在县府做过帮事的陈胜做屯长。郡守与县令们都听说过这个陈胜，一思谋竟无不欣然赞同。于是，屯长之位终归落到了陈胜头上。
当周文奉县令之命前来宣示书令时，陈胜黑着脸连连大吼：“看老子没饭吃么！
鸟屯长！俺不做！”周文思忖了一阵，拍着陈胜肩膀低声而又颇显神秘地说：“兄弟，我倒看你该去。”“如何我该去？你才该去！”陈胜没好气地嚷嚷着。“你莫上火，听我说。”周文低声道，“说实话，我看这天下要出大事！兄弟有贵相，没准这个屯长，正好便是你出头之日！”陈胜一时大为惊愕：“如何如何，俺有贵相么？咋贵了？”周文道：“说你也不明白，你只去。左右在家也是一个人，屯长好赖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