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在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论。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贤良文学者，西汉之职业理论家也，儒生之群体也。他们对秦文明的评判，是总体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论有：“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秦任战胜之力以并天下，小海内以贪胡、越之地。”“秦力尽而灭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连反击匈奴这样的正义之举，也被说成“贪地”，其荒谬可见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评判，则截然相反，这里不再列举。虽然，从形式上说，这种整体指斥秦文明的论说，只是中央会议的一家之言，并不绝对代表中央朝廷的声音。但是，能以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历史价值观为基准，以群体之势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实际政策发难，其中蕴涵的转机是意味深长的。
西汉时代的历史意识，更多表现在官员学者的个人论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时，西汉时期具有官员身份的学人，对秦政得失与秦亡原因也开始了大规模探究。这种探究有着一个鲜明的趋势：总体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图从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寻觅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就其论说的影响力而言，西汉的不同时期分别有四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淮南王刘安学派，一个是贾谊，一个是贾山，一个是董仲舒。淮南王刘安的学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为《淮南子》，其对秦文明、秦帝国、秦始皇一体指斥，从经济、军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论说，其最终的评判属于全盘否定式。《淮南子·汜论训》的经济否定论可谓代表，其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遗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
贾谊的《过秦论》，是被历代推重的一篇综合评判性史论。贾谊的基本立场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对秦孝公商鞅变法作了高度肯定，对秦始皇的基本功绩也作了高度肯定。贾谊对秦亡原因的总论断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对秦文明的总体论断则为：“秦王……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
贾山给汉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确指控秦政，号为“至言”。其代表性言论是：“秦……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视，侧耳而听！”其文咒骂秦始皇尤烈，“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因贾山之说大而无当，几近于秦末复辟势力之怨毒咒骂，故其影响力在后世较弱，不如贾谊与其后董仲舒的论说。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属于全盘否定式的代表，其经济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为后世“暴秦”论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极多，仅上书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论秦之说主要有两则，一则见于本传记载的上书，一则见于《汉书·食货志》转引的“董仲舒说上曰”（上书或问对记载）。两论皆具后世“暴秦”说的典型性，被后世史家反复引证为吏料依据，故此摘录于下：
《汉书·食货志》转引其经济指控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法治指控秦云：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