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紧急任务”，“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但是，他也同时提醒，如果不能争取到一切必要的条件，武汉将“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8月6日，毛泽东和*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说明“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毛泽东等致王明、周恩来等电，1938年8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90－491页。在此前后，蒋介石也在日记中不断表示，要保存兵力，不必过于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如：7月26日：“对防守武汉不作无谓之牺牲，应保持相当兵力，一为待机应用，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9月26日：“保守武汉问题，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
9月29日：“武汉之得失乃为次要问题，而保持战斗力更为重要也。”这几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持久抗战，固然要消耗敌人，但最重要的是保存再战的兵力。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失陷，蒋介石认为武汉已无固守价值，决定撤退。22日日记云：“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25日，蒋介石下令撤离。次日，路透社电称，撤退时中国军队“秩序整然”。蒋介石看到这一消息，感到欣慰。我们无法得知，*长江局是否向蒋转达过毛泽东等人8月6日的电报，但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在主动撤离武汉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完全一致。
武汉撤守后，蒋介石于当年11月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规划第二期作战方案。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27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原则。《南岳军事会议委座手谕六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密件。这些原则，显然受到共产党人有关思想的影响。会议决定接受朱德建议，开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执教。该班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蒋介石自兼主任，以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概论》，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得到直接交流的机会。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两党矛盾发展，国民党秘密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这样的交流就成为绝响了。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1）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汪精卫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与蒋介石之间在抗战中形成的分歧有关。
【一】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精卫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7。〔台北〕“国史馆”藏。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对日）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3。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4。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蒋中正总统文
